1902年创刊的《启蒙画报》,其《缘起》称:“孩提脑力,当以图说为入学阶梯,而理显词明,庶能收博物多闻之益。”此画报刊行于北京,且承蒙“两宫御览”,政治上不可能激进,只是在传播新知方面下功夫,故第一册“附页”的《小英雄歌》有曰:“今人开智宜阅报,臧否人物且勿谈,是非朝政且勿告,我愿小英雄,览画报,启颛蒙,从兹世界开大同。”1905年创办于广州的《时事画报》,创刊号上自述宗旨:“仿东西洋各画报规则办法,考物及记事,俱用图画,以开通群智,振发精神为宗旨。”1906年创刊于京师的《开通画报》,其上文下图形式,类似《点石斋画报》;刊于第八期的《本馆同人启》,在征稿的同时表明其宗旨:“有开愚故事,特别感化社会之演说,惟望写文寄信本馆,必能说明图画,以扩充耳目。”
1909年创刊于上海的《图画日报》,也曾开宗明义:“本馆之设,为开通社会风气,增长国民智识,并无贸利之心。”
如此强调“开愚”,与戊戌变法以后整个时代思潮十分合拍,颇能体现晚清知识人的理想与情怀。此举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得到了后世不少文人学者的认可。如张若谷《纪元前五年上海北京画报之一瞥》便称:“因为文字有深浅,非尽人所能阅读,若借图画表现,可以使村夫稚子,都能一目了然。英国名记者北岩氏说过:‘图画是一种无音的新闻,最能吸引读者注意。’”
我并非全然否定图像便于接受故可以成为启蒙工具的设想,只是觉得如此立说,未免低估了画报出现的意义。
不管是“艺术创新”、“文化启蒙”,还是“时事新知”,其实都不足以穷尽晚清“画报”出现的意义。单从新闻报道角度,无法理解为何事过境迁,《点石斋画报》还能经常被人提及。实际上,三十年代以后,《点石斋画报》之被追忆,很大程度上是在美术史而非新闻史的论述框架中。正因为兼及美术与新闻,对于“能肖”的理解,不完全等同于“真相”。戈公振从新闻史家的立场出发,批评《点石斋画报》等“惟描写未必与真相相符,犹是一病耳”。并称:“自照片铜版出,与图画以一大革新。”
因追求真实性而特别推崇新闻摄影,这固然在理;可想象镜头冷冰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能够不偏不倚地传达“真相”,未免过于天真。
同样承认摄影技术对于画报的革命性意义,《北洋画报》第六卷卷首号介绍“中国最初之画报”时,选录了《点石斋画报》里表现“尺幅千里,纤悉靡遗”的摄影技术的《奇行毕露》(甲五)。可同期《北洋画报》上的大标题,一是“中国画报界之大王”,一是“时事·艺术·常识”。假如承认“艺术”对于画报的重要性,则显然追求的不应该是“纯粹”的“真相”。这就难怪同期发表的武越所撰《画报进步谈》,故意贬低镜头而高扬画笔:“笔绘画报,善能描写新闻发生时之真景,有为摄影镜头所绝对不易攫得者。”
对于突发事件来说,不在场的摄影记者无能为力,而同样不在场的画家则可以通过遥想、体味、构思而“虚拟现场”,这大概就是武越所说的“笔绘画报”的优越性吧?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同一“真景”,在摄影镜头与画家笔下,到底是如何“纷呈异彩”的。
关于图文之间的缝隙,以及隐含着的文化意义,留待下节解读。这里先从一个细节说起:由于画报中图像占据主导地位,画师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成为传播新知的主体,导致感觉世界方式的变化。这一点,必须放在新闻史、美术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点上来把握,方能看得清楚。用图像的方式连续报道新闻,以“能肖为上”的西画标准改造中画,借传播新知与表现时事介入当下的文化创造,三者共同构成了《点石斋画报》在晚清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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