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水浒传》的命意是什么？

鲁迅在说到《红楼梦》的“命意”（文艺作品的主题、含意）时有过如下著名的论断：“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其实，何止《红楼梦》，就是结构与思想都简单、明确得多的另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也有类似的问题。
对于《水浒传》的命意，历代读者不但有过不同的说法，而且不同的说法之间，甚至有针锋相对的。统治者看见造反（诲盗），革命家看见投降（招安），敦厚学者看见血腥暴力，女权主义者看见性别歧视，百姓看见贪官污吏，饕餮看见人肉馒头……真是众说纷纭。令人称奇的是，同样是文艺批评家、《水浒传》研究学者，明代人李贽和清代人金圣叹，他们的观点竟然是针锋相对的。
李贽把《水浒传》解读为忠义之书。他先是把《水浒传》跟司马迁所说的上古圣贤的著作相提并论，称其为“发愤之作”。他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接着，他以“泄愤者”乃“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断言曰：“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李贽认为，水浒之人皆是忠义之士。之所以忠义之士归于水浒，是因为社会不正常，“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品德差劲的使唤品德美好的，智能低弱的使唤智能高强的）。这些大德大贤有忠有义之人，自然不甘心承受役于小德小贤使唤的耻辱，于是乎，汇集到水浒中去。李贽称赞宋江为忠义之烈，因为他“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儿不辞”。
而金圣叹则认为，施耐庵之所以作《水浒传》，是因为历史上的盗贼宋江等人幸免于宋朝，没有悉数遭诛灭。施耐庵借此书告诉世人，这一百零八人，即使生前没有遭到诛戮，死后也是一定会遭到放逐的。他认为，施耐庵的《水浒传》，就像史书中的《梼杌》，“备书其外之权诈，备书其内之凶恶，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他认为，施耐庵写《水浒传》，不像司马迁写《史记》，有“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施耐庵是因为“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于是“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因而他的是非都跟圣人之道相合。总之跟“忠义”二字不沾边。他认为，《水浒传》中的宋江，是作者深恶痛绝的人物，写它的目的，是“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
李贽和金圣叹，不过是两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背后，各有一批同调或拥趸之人。例如，余象斗认为，宋江诸人于“宋德衰微、乾纲不揽，官箴失措，下民咨咨，山谷嗷嗷”之际，“愤国治之不平，悯民庶之失所”，“崛起山东”，“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刖之，贫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可谓“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五湖老人称称赞《水浒传》，“好勇斗狠之辈，皆含真气”，“嬉笑怒骂之际，俱成真境”。大涤余人也指出，《水浒传》中英雄豪杰“所杀奸贪淫秽，皆不忠不义者”。而怀林和尚认为，宋江是“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假道学真强盗。
一部《水浒传》，究竟是唆使谋反的还是消弭谋反的？其中人物，究竟是贼寇还是抵御贼寇的？那些名义上不是盗贼而实际上是盗贼（指蔡京童贯之流），难道不应该消灭吗？（转引张凤翼说法）观点的分歧，甚至针锋相对，恐怕还会在文人学者之间长久地存在下去。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世间的一切是非恩怨，百十年之后，终将褪去其庄严肃穆的色彩，而沦为说教或娱乐的材料。正史野史，概莫能外。所以今天，当《水浒传》被改编为影视形式的时候，诸如阎婆惜其实深爱着宋江、潘金莲跟武大郎很恩爱、武松以加勒比海盗装束在景阳冈上用石块砸死老虎之类的戏说、恶搞，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谁也阻挡不了。因此，我以为，对产生于百十年前的文学名著，谁都不能扮演权威，谁都不必过于认真。庄谐杂出，众说纷纭，乃是正常现象。面对任何奇谈怪论、戏说恶搞，都不妨一笑了之。反正，名著的原文总是在那里，不会轻易磨灭、漫漶掉的。（丁启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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