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五四伦理革命与儒家德性传统(2)

二　颠覆宗法礼教的伦理革命


　　按照梅因（ Henry Sumner Maine ）的经典概括，现代化是一个由家族本位的「身份」社会向个人本位的「契约」社会转型的过程。现代化的伦理转型，则是一个由依附性的封建伦理而契约性的公民伦理变迁的过程。马克思将现代化归结为由「人的依赖性」而「人的独立性」转型过程，并且将现代人概括为独立的个人、利己的市民和法人化的公民。在中西文化激荡的新文化运动中，表征西方现代市民社会伦理诉求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成为侵蚀和颠覆儒家伦理的外域思想资源。作为制度化儒学之骨干的礼教，其以三纲之说为核心的宗法封建性伦理规范，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全面挑战，而丧失了其伦理正当性。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批判，锋芒直指其宗法主义家庭伦理、威权主义政治伦理和反商主义经济伦理。


　　中国古典社会立基于宗法家族制度，儒教家庭伦理是一种以孝悌为轴心的等级化人伦秩序。这种以父权为中心的依附性家庭伦理，以血缘关系的温情罗网束缚人的个性和自由，它表征着古代宗法社会之「人的依赖关系」的伦理异化。清末民初以来，随着传统家族制度的解体，个人独立渐成社会转型的新趋势。新文化运动批判儒教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以个人主义批判礼教之宗法主义家族伦理。陈独秀倡言「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他指出，中西文化以家族本位和个人本位为其根本差异，中国宗法制度之恶果，在于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而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中国伦理变革，应「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陈氏进而强调，现代生活以个人独立主义为原则，其兼有伦理上之个人人格独立、经济上之个人财产独立和政治上之个人精神独立之义。而儒教孝悌之说，则与个人独立主义相违，故孔子之道不合于现代生活。吴虞则指出，儒家以孝悌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其主张孝悌，旨在维护君亲长上的专制威权。李大钊强调，东方文化之短，在于不尊重个性，视个人仅为集体中不完全之部分，而个人之价值全为集体所吞没。胡适大力阐扬易卜生主义，主张个人的充分发展是人类的最终目的，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就没有社会的进步。他还批评礼教的节烈观念是一种男子专制的贞操论，并且为五四时期受礼教迫害的女青年李超作传，谴责礼教男尊女卑、无后不孝的宗法观念和家长族长的专制。傅斯年和李大钊进而将家族制度归为摧折个性的「万恶之根」。周作人主张「人的文学」，倡言「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鲁迅则抨击「节烈」是非人道的封建夫权主义的畸型道德，并批判了孝道之长者本位道德的反进化本质。而其《狂人日记》对「吃人的礼教」的声讨，则成为启蒙运动颠覆礼教的最有力的口号。


　　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礼教为国家典章制度的基础。礼教「忠孝」合一的政治伦理，其尊君抑臣的封建等级秩序以宗法人伦和宇宙秩序相缘饰，成为维系封建专制政体的伦理基础。五四时代，随着帝政的倾覆，以君统为核心的礼教三纲亦陷于破产。儒教威权主义政治理念遂成为新文化运动攻击的焦点。陈独秀主张废除孔教的基本理由是：中国伦理政治以礼教三纲为本原，三纲之根本在别尊卑、明贵贱的阶级制度，其与西方伦理政治之本原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相抵牾。共和宪政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兼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易白沙认为，孔子之所以成为二千年来帝王专制的御用工具，原因在于孔子自身尊君权之缺弊。吴虞指出，礼的要害，在于使臣民不敢逾越法度，习于尊卑等差阶级之中，消其逼上无等之心，而寓其忠孝节义之道德。吴还引征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评论，强调礼乐的功能在于使人柔顺屈从，恭顺于专制之下。李大钊认为，孔教为专制社会之道德的代表，因而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而资以为护符，孔子亦由此而沦为维护君主政治之偶像。在共和时代，孔子已成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高一涵则强调，古代道德，西方则迷信宗教之威势，东亚则盲从君主之权力及先王之法言。专制社会多取消极道德，以弃智黜聪，为臣民之本。如「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诸说，见诸经传，利其无犯上作乱之能力。


　　儒家伦理是农业宗法文明的产物，其重义轻利、崇仁抑富的经济伦理，将道德价值与经济利益截然对立，而具有浓厚的禁欲主义和反商主义取向。五四伦理革命的另一方面，是采借西方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批判儒家伦理的义利观。陈独秀主张「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伦理观念，力倡「生活神圣」、「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他强调，现代世界为经济世界，举凡国家社会之组织，无不为经济所转移支配。儒家伦理以养子孝亲为毕生义务，而功利货殖自古为羞，其严重有害于经济。今日教育应以尊重职业为方针，培育个人独立自营之美德。高一涵倡言功利主义和自利利他主义，他强调，现代社会已由独立经济时代进于社会经济时代，社会利益由个人利益积合而成，自利心和公共心为经济学之两大砥柱。儒教多为消极道德，如惩忿窒欲、克己制私等，无不与功利主义相抵触。忿、欲、己、私既为人性之所涵，即当因势利导，使其于相当之域发泄致用，而不当对其惩窒克制，使其无可宣泄，溢而横流。李亦民将「求生」归为人生唯一之目的，而倡言「为我」、「快乐」为人性之天赋权利。他批评儒教自《周易．系辞》立仁义为人道之极，至孟子而诋諆功利等于蛇蝎，民间所皈依者，仅忠君亲上等片面为人的道德，而缺乏发育长养国民实际生活的伦理观念。李进而指出，撒克逊民族以个人主义为富强之本，而我国惩忿窒欲之说，则鄙薄利己，而崇仰弃绝欲求，济人利物。不知欲求为人生所资，无欲求则无活动，亦无生存的必要。人情不可遏抑，毋宁顺人性之自然，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以社会主义为利益个人之手段。


　　新文化运动的儒教批判，主要围绕制度化儒学──礼教纲伦而展开。在这场颠覆礼教的伦理革命中，支配中国社会二千多年的儒家伦理，在西方现代性挑战下陷于全面解体，中国文化转型遂深入到其核心的伦理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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