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由范仲淹的“忧乐天下”说开来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儒家向来推崇的行为规范，意思是说：能得到任用，就把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推行于世；不得任用，就退而归隐。但是，对于胸怀天下、心系百姓的人来说，这样做就够了吗？“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宋朝文学大家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这短短几句话，却展现了另外一种处世之道。它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突破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传统信条，更令人敬仰和值得提倡。
范仲淹的仕途并不平坦。他27岁就科举及第，但因公正耿直，敢于谏言，得罪了不少权贵，屡遭贬谪，得了个“范三光”的名号。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范仲淹因上书力谏刘太后撤帘罢政，还权仁宗，触怒了刘太后，由秘阁校理贬为河中府通判。刘太后死后，范仲淹被召回京升任右司谏，但不久又因反对宋仁宗废黜郭皇后一事，触怒宋仁宗，被贬为睦州知州。数年之后，范仲淹因政绩卓异被朝廷起用为天章阁待制、开封知府。可好景不长，他又因弹劾宰相吕夷简滥用私人、贪腐政事，再度被贬为饶州知州。历经这么多的挫折和磨难，家人和朋友都劝范仲淹戒急用忍、谦低和慎。其中一位好友梅尧臣，在他第三次被贬谪后写《灵乌赋》规劝告诫：你在朝中屡次直言，被当做乌鸦不祥的叫声，希望你此后缄默不语，少管闲事，这样就可保平安，荫护妻儿。可范仲淹不为所动，还回寄梅尧臣一篇《灵乌赋》以明志。其中说到：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都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如果说范仲淹身居高位、仕途通顺时，能够为国为民精忠效力，令人钦佩的话，那么他困处泥途、蹇涩难进时仍能坚守忧国忧民、心系黎民的信念，恪尽职守、殚精竭虑地做好工作，就更为难能可贵了。他在施政兴化时，为治理泰州海陵潮水对百姓生活和生产的威胁，亲自带领民众捍海治堰，修建了绵延百里、广受后人称颂的“范公堤”；在主持应天府书院时，为改变当地文化面貌，他亲自建规定制、教授训导，使得该书院学风焕然变新。在历尽磨难之后，到了晚年，他参与主政边防军务，又亲身调查，总结经验，克除弊端，严整军纪，使边防状况大为改善，有效缓解了宋朝边境的防御压力。当时曾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军中有一韩，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闻之惊破胆。”其中“一韩”指宋朝名将韩琦，“一范”便是范仲淹。
人的一生难免遇到曲折坎坷甚至磨难，“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越是困顿时期，越要坚守自己的信念和价值。历史上，像范仲淹那样，能够淡然对待升迁进退，无论境遇如何，都能坚守信念、脚踏实地并最终做出一番业绩者，不乏其人。其中，清朝名臣孙嘉淦的例子就很典型。
孙嘉淦，山西兴县人，是清朝康乾之际的名臣。他历仕康雍乾三朝，曾官至工、刑二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但因他敢言直谏、刚直不阿而几次遭贬，甚至成为户部银库的普通办事员。据《清史稿》记载，雍正继位之初，命诸臣上疏议政言事，孙嘉淦陈奏三件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后两件倒也罢了，第一件直刺雍正心底。原来，康熙末年，雍正在“九王夺嫡”中胜出，为稳定帝位，雍正先后寻机剪除了八哥允禩、九哥允禟。孙嘉淦的奏疏自然导致龙颜震怒。幸亏雍正的老师朱轼替孙嘉淦求情说“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这才保住了孙嘉淦的性命。后来，孙嘉淦又因为荐人的事情，再次惹恼了雍正，被免去祭酒职务，贬到户部银库行走效力，当了一名办事员。孙嘉淦对此毫无怨言。当时，果亲王允礼主持户部，他怀疑孙嘉淦曾位居高官，到户部后可能不屑于做这样的小事；加上他听说孙嘉淦沽名钓誉，收来的银子都不足数，于是就亲自去查看。结果允礼到了户部银库，看到孙嘉淦正在那儿拿着量具称银两，和普通杂役一样干活。重新检验孙嘉淦称过的银子，无丝毫差错。孙嘉淦从祭酒的高位上被贬为一个普通的办事员，仍能脚踏实地，认真做事，实为难得。允礼随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报告给雍正。雍正对孙嘉淦的这种品格很赞赏，不久就任命孙嘉淦为河东盐政，负责掌管清朝的重要财源。
在对待升迁进退、坚守信念方面，像范仲淹、孙嘉淦这样的封建官吏尚且如此，今天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如此，而且应该做得更好。
建国初期，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党内贪图享乐、争名逐利的思想有所滋生。针对有些领导干部计较名利、不思进取的情况，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特意列举民国政府首任总理唐绍仪的例子，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能上能下，正确对待升迁进退。他说：“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唐绍仪是民国时期政治家，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后离职退居家乡。晚年又出任中山模范县县长，为家乡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一次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毛泽东当然是有“这一方面的经验”的。1931年赣南会议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批判，1932年宁都会议之后，又撤销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调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对于当时的艰难处境，毛泽东后来曾感慨道：“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但是，即便在这样的困境中，毛泽东仍以其宽阔的胸襟、执着的毅力，“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努力为党工作，以求将错误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
其实，何止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征途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都曾有过程度不同的困顿遭遇，但相同的是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他们选择的都是坚守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为国为民奋斗不息的政治抱负，遇挫而不馁，逆境中进取，积极工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懈奋斗。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真正心系百姓、胸怀天下的人，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能秉持信念，躬身而为，建树一番业绩。重要的是，进退有守，用舍皆行。
（樊宪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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