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个道理人人都明白,文章追求的就是意,也就是“思想”,而不是文字表面上的雕琢。最好的文章应当是立意与文采双璧,次一等的应当是立意出新,最差的就是玩弄词藻了。《老学庵笔记》里有一则关于文章的观点,说宋初崇尚《文选》,读书人一拥而上读《文选》,说什么“《文选》烂,秀才半”,后来又崇尚苏氏父子的文章,又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是说读好苏氏父子的文章就能做官吃肉,读不好就要做穷人吃糠咽菜。陆游批评的是文人跟风,无论《文选》还是苏氏父子的文章,皆没有那么神。过去值得推崇的文章大家,大半是因为个人的文风及行文技巧,与“思想”恐怕没有多大的关系。所谓的“意”不是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能自由发挥,很多文章只有一个“意”,也就是只有一个思想,是官家钦定的思想。苏轼的理论虽然很明白,但很多文章都属于“命题”作文,再怎么慷慨激昂,皆不出忠孝节义,再天才的作家,也无法在框内翻新,写来写去还是老调子,都在一种钦定的思想框框内做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文章伎俩。过去有的文人把文章看得很高,也有一些文人谦称“文章是小技”,这是比较实际的,不能做思想上的突破,只能做些“小技”。
到了明代,文章有了一个质的转变,就是小说的兴起。其实,小说的诞生也只是在语言上有了鲜活性,一改那种圣人腔,而立意还是依旧。《金瓶梅》的出现,立刻得到大文豪袁宏道的追捧,袁宏道最反感唐宋那些圣人腔“政论”文章,他从《金瓶梅》读到了鲜活的语言。但文章的“立意”并没有改变,像《三国演义》、《水浒传》,思想没出忠孝节义,其“意”更加明显。按苏轼的理论,有了“意”,等于拿到了钱,可《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意”,实在让人压抑和伤痛。
“痴心父母自古多,孝顺子孙谁见了?”《红楼梦》可以让人透一口气。忠孝节义都是讲政治的,特别是“孝”,隐藏最大的政治,但它们又是一体的,无论关云长、宋江、吴用、李逵,无人不被压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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