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汉唐石刻：中国式的纪念与记忆(2)

汉唐石刻里的中国式记忆
汉唐石刻是中国式的纪念和记忆，这里着重强调的是“中国式”。中国石刻尤其是汉唐石刻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石刻的特点。第一点是体制形式。碑志形制虽然各地各代不尽相同，但大致体式是一样的，而且，刻石时对石材选择非常重视。唐代的很多巨碑到现在一千多年，敲上去还当当作响。一些名家书写的碑刻经过无数次棰拓，依然完好。
第二点是文章形式。石刻文章绝大多数都是非常讲究的，尤其是碑文。碑文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散文的序，一个是韵文的铭。我要强调韵文的铭，从汉代、唐代到宋代，一直都有人把铭文称之为“铭诗”。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个称呼名副其实，值得重视。从文体的角度看，汉唐石刻有各种各样的文体，一般来说，不是高手没有资格撰文。
第三点是艺术形式。刻石要请书法家来写，碑上的篆额、墓志的篆盖，都要请当时的名家，旁边还刻一些纹饰，极具艺术价值。今天研究中国美术史、艺术史、书法史，几乎没有办法脱离石刻，宋以前的书法史主要是建立在石刻文献基础之上的。如石刻中的唐代书法家，初唐时代有褚遂良、虞世南、王知敬、欧阳询、欧阳通父子、薛稷与薛曜兄弟；盛唐时代有李阳冰、颜真卿、李邕、苏灵芝、褚庭诲、蔡有邻、韩择木、史维则、梁升卿、徐浩；中唐时代有柳公权、沈传师、裴璘、唐玄度；晚唐五代有徐铉与徐锴兄弟。
第四点是文献形式。石刻文献有三种形态：实物的石刻、拓本(包括照片)的石刻和录文与题跋的石刻。如果说实物石刻的中国特色还不够突出的话，那么，拓本和录文、题跋肯定是有突出中国特色的。别的国家对于石刻的研究，没有像中国那样传统悠久、资源丰厚。
第五点是礼仪形式。汉代人为什么那么重视立碑？因为立碑关系到社会观感、家族脸面。碑不只是一个家族的事，是与死者相联系的整个社会群体共同的责任。汉代有所谓会葬制度，立碑以后，汉代人在春秋佳日都会到墓上去凭吊，所以，墓场成为东汉人很重要的亲族聚会的场所。我们读《世说新语》，看到杨修经过《曹娥碑》，读到当年蔡邕留下的几个题字，“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实际上，很多人都会像蔡邕那样到墓上去看看，读一读碑文。
除了形式外，汉唐石刻的内容也独具中国特色。首先是刻中国的经典，包括儒家、佛教和道教的经典。以儒家为例，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七次刻经，为什么要把儒家的经典刻在石碑上呢？东汉时，文献传播非常艰难，要把经书刻在石碑上，立在洛阳的太学门外，供人抄写，以便传播。所以，就有了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刻的《熹平石经》。接下来是三国魏正始年间又一次刻石经，后来是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后蜀广政元年(938)又刻过两次，汉唐之间共刻过四次石经。从文献传统、学术记忆和文本记忆来说，汉唐之间这四次刻经是比较重要的，后面三次尤其最后两次即南宋石经和清代乾隆石经，在文献价值方面已经不重要了。南宋印刷术兴起以后，石刻在文本和文献传播方面的重要性就降低了。
石刻中另外一个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内容是药方。如果说石经代表的是精英社会和经典知识；药方则代表着是民间社会和日用知识。龙门石窟里有一个石窟叫“药方洞”，刻了140剂药方。另外，像华山莲花峰、衡山也有药方。北宋开封大相国寺石壁上还刻有《针灸图》。
从学术上来说，宋代发展起来的金石学对于石刻的保存、传播和影响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今天研究汉唐石刻，很多文献为什么能够看到？那是因为从宋代开始，以欧阳修、赵明诚、洪适为代表的学者，收集石刻并进行整理研究。他们还为这些石刻做了一些题跋、校正，留下了他们研究的心得，对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那个时代的历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宋代金石学兴起的历史，其实可以说就是对中国记忆文化收集、编辑、珍藏、转化、积累、传播和研究的历史。我们应该从文化的角度，对欧阳修、赵明诚他们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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