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为政以德：孔子的德治主义治国模式(3)

民本原则：以富民教民为政治归趣  


    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是建构在君主具有崇高的道德修养基础之上的，正是对君主的道德素养进行了价值预设后，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第二个层面才能够顺利地展开。也就是说，道德主体的修养具有向外辐射转化的本性，将自己的道德要求转化为社会每一个成员自觉的道德行为，将道德规范、礼仪制度内化为社会个体成员的自觉意识，它必然要转化为一种外在的政治事功，即“治人”的层面，具体说就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杨伯峻：《论语译注·宪问》，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9页）这是统治者在实施德治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君、臣、民三者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框架。德治就是按照道德原则处理三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的一定的道德伦理秩序。这里重点阐释孔子的富民教民政策及执政者应如何对待、管理民众的问题。  
    如何认识民众的地位和作用是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执政者必须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而棘手的问题。殷周以来政权的嬗变显示了民众在社会政治系统中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尤其是春秋时期涌起的民本主义思潮更是昭示了“得民得天下、失民失天下”的真理性认识。孔子作为对社会政治目标进行设计的第一位思想家，必须要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  


    孔子遵循“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的原则，把“爱人”放在为政之首位。孔子认为，如何处理好君民关系是对待民众的第一层面问题。孔子的民本思想是对殷周至春秋时期民本思潮的总结与升华，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民本主义思潮为孔子的民本思想奠定了非常深厚的思想基础，孔子认为，要使社会维持和谐稳定的等级秩序，在处理君民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要以道德原则来对待庶民百姓，把自身的高尚道德泽惠于民，取信于民。在孔子看来，老百姓的信任对为政者至关重要，为政以德必先取信于民，取信于民必须诚实无欺，讲究信用。子贡曾问政于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6页）孔子把“民信”看得比“足食、足兵”更为重要，孔子把取信于民看作是治理国家至关紧要的东西。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负其子而至矣。”（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5页）孔子问人不问马的人道情怀同样表明了他的爱人思想。尽管孔子时代还没有提出君贵民轻的思想，但民在国家社稷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不言而喻。因为民为国家之本，国家之财、君主之用皆源于民，一国之存在，不可须臾离民，无民则国将不存。因此，执政者为了维护自身政权之稳定，首先必须稳定好根基，满足百姓日常的生产生活需要，有了丰裕的生活资料无论对百姓还是对君主来说都十分重要，也就是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7页）朱熹对此解释说：“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颜渊第十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5页）从这一层面来说，民足是君足的先决条件。没有民足，就没有君足。这是维持君民关系的最基本底线，在这一底线范围内，君民之间可保持基本的和谐与平衡，超越或破坏了这一底线，社会将面临“上下失序”的混乱局面。孔子正是意识到了春秋末期社会失序的严重现实，所以，在提出维持君民之间最基本的紧张关系后，向执政者提出了一系列对待、管理民众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具体可归结为富民教民思想。  
    孔子把富民置于为政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施行“德治”如果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那就失去了“德治”的意义，检验为政者“修德”的标准就是看国家是否兴盛，民众是否安居乐业，因为民富则国强，民安则国安。认为只要做到“足食足兵”，就可获得民众之信赖。（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6页）并以使民“富之”作为人口众多后的首要选择。（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7页）为了实现其富民的政治理想，孔子要求统治者多予少取，要施惠于民。孔子的民富则君富、民贫则君贫的的见解不但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之一，（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光辉成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而且比被誉为“西方的孔子”的魁奈提出的“农民贫穷则王国贫穷，王国贫穷则君主贫穷”思想早两千多年。1、富裕乃人之所欲。孔子对殷周时期的民本思想因素进行了合理的梳理和总结，并把它纳入到其政治思想理论体系中，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杨伯峻：《论语译注·述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9页）这不但表明孔子本人有追求富裕之愿望，而且对他的学生子贡所从事的经商活动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子贡不受命运支配，以做生意致富，且中事理，（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先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5页）他认为，为政的首要任务是“足食”、“足民”，然后再“庶之”、“富之。”（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7页）让百姓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虽追求富裕乃人之所欲，但应以遵循礼义道德为底线，应“欲而不贪。”（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尧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0页）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杨伯峻：《论语译注·里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页）他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杨伯峻：《论语译注·述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1页）孔子对物质利益与道德原则的论述奠定了我国几千年政治伦理道德的基础，是十分宝贵的思想遗产和精神财富，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2、欲使民富，需“使民以时”。要让百姓不违农时从事农业劳作，适时掌握自然规律，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要做到这一点，“使民以时”与“节用而爱人”是重要的环节。要爱惜民力，开源节流，即孔子所一再强调的“政在节财。”（《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11页）在孔子看来，民富与君富是一致的，只有百姓富裕，国君才能富足，国家之存在、君主地位之稳固，要依赖于民。据《国语周语》记载：周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单穆公劝曰，若“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湟污也，其竭也无日矣。” 在这里，单穆公是以“川原”与“湟污”的关系来喻指民对君的制约及君对民的依赖关系。在孔子看来，民富则安，民安则国安，民贫则乱，民乱则国危。作为统治者，要时刻关注民众的意愿和要求，要“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 （顾宝田等：《左氏春秋译注·哀公十一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946页）“薄赋敛则民富。”（赵善诒：《说苑疏证·政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页）切不可漠视民众之合理要求，“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杨伯峻：《论语译注·卫灵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8页）孔子的这一结论，是通过对历史的深刻考察和总结得出的真理性认识。对民的重视，到孟子达到了顶端，显示了民本主义的光辉。3、对实行富民政策的前贤时辈推崇备至。早于孔子一百多年的管仲，曾明确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滕新才等：《管子白话今译·牧民》，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1页）及“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滕新才等：《管子白话今译·治国》，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392页）等思想命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目标和措施，孔子对管仲的政绩大加称赞，认为他所实行的强国富民政策，不但使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而且百姓从中也得到了极大实惠，并以“仁”来称许管仲；（杨伯峻：《论语译注·宪问》，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1页）对同时代的郑大夫子产，孔子也对其经济改革措施特别是惠民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也恭，其事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杨伯峻：《论语译注·公冶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7—48页）给予了子产高度的评价。孔子提出的富民思想在其德治思想体系中具有鲜明的伦理政治意义，构成了其民本思想的重要一环。孔子的富民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民之富固然重要，但孔子没有停留在此，而是把民之教作为管理的最终目的。孔子对民众毫不犹豫地以“教之”作为“富之”之后的最重要环节。指出“既富，乃教之也。”（赵善诒：《说苑疏证·建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孔子最早论述了富民与教民之间的辨证关系，（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7页）可见，孔子主张先让百姓富裕起来，然后再进行教化。把富裕作为教化的先决条件，这可以说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条真理性的原则，强调在富民的基础上注重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民众就不会萌发犯上作乱之心、非分逾越之想，就会在各自的社会位置上各守其位，各尽其责，社会也就不会出现上下失序、贵贱失常的混乱局面。  


    孔子强调道德的政治功能及其对社会的调节作用，既看到了物质资料在稳定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肯定了道德教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政治功能。孔子试图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寻找道德教化的原因，认为道德教化应以物质富足为基础为前提，故孔子之德治主义并非一种抽象虚幻的道德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它更接近现实的道德主义。但孔子夸大道德的政治作用，贬斥法治的社会功能，从而陷入了道德决定论、道德至上论、道德万能论的泥潭之中。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那就是孔子所谓的愚民问题。关于孔子的愚民思想问题，皆由孔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杨伯峻：《论语译注·泰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1页）一句而引发。学界对此历来歧解不断，归纳起来有六种不同的理解。（参见《齐鲁学刊》1994年第5期）长期以来，学界多以此段话为依据，认为孔子在对民态度上实行的是一种愚民政策。这固然与学界对孔子这段话的不同理解有关，更主要的是由于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确实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愚民政策和言论，如商鞅所谓“成大功者不可谋于众。”（高亨：《商君书注译·更法》，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页）孟子所谓“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杨伯峻：《孟子译注·尽心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2页）荀子所谓“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王杰：《荀子译注·正名》，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页）等等。但是，认为孔子有愚民思想与孔子一再强调的爱人、重民、富民、教民等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也不符合孔子思想的本意。按照孔子重民思想之本意以考究孔子这段话的真正内涵，此段话的正确句读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理解已成为学界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孔子在这里是要表明这样一层含义：当民众懂得如何去做并有能力去做时，要放开手脚让他们去做；当民众不懂得如何去做并没有能力去做时，则要采取适当措施教导他们去做。这样句读后，意思不但发生了根本变化，非但与孔子思想不相矛盾，而且与孔子的重民思想若合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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