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清儒学"三弊":眼中只有《四库全书》(2)

既然要认认真真地讲国学，我们对于中国历代学术，尤其是清代以来的学术，就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传统学术既有汉学和宋学，其实还有明学和清学。明学有通俗化市场化的特点。但是清人不以为然，认为明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明人、清人各有偏重，虽然成就有丰歉，却也各有特点。清代学术教人如何读懂经典文字，如何辨别古书真伪，直至晚清教人如何进入边疆史地，都做了许多前代无法比拟的坚实功夫。王国维认为清初学术的特点就是“大”，乾嘉的特点是“精”，道咸以后是“新”。特点各殊，长短互异，范式已变，清学留给我们的不是单一的学术形态和学术标准。我们研究国学自然也可以有不同的学术方式，学术的大忌在于把人们丰富多彩的创造力封闭在陈陈相因的家数之中。

    对于历代的学术，尤其是清代学术和民国学术，考究源流，追踪盛衰，比较长短，辨析利弊，可以从中寻找出当代国学的许多原创点、立足点和出发点，提供很多资源和思路。这都是要认真吸收和清理的。只有在吸收和清理的过程中，我们的原创才是有根基的原创。

    读书报:您刚才谈到了要从清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中，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从而为学术原创提供新的立足点。能否具体谈一下思路？

    杨义: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大国，理所当然地会提出这么一个历史性的命题，就是我们需要用世界视野和现代意识来反省和重构我们的学术传统，思考如何从创造性地超越历代的学术，尤其是清代和民国学术中走出一个新的境界，把学术推向一个创新的空间。我们能不能做到这点？这是对当代学术的文化姿态和创造能力的一场大考试，就看我们交出的是一份委委琐琐的答卷呢，还是一份意气风发的开拓者答卷。过去存在着一种习惯性的文化姿态，就是对清人都是仰着脖子的，尤其对乾嘉诸老，把脖子都仰酸了。学术需要有一点敬畏心，但这种敬畏心是双向的，既要敬畏前人的学术造诣，给我们树立一个高深的标准；又要敬畏自身的学术责任，给我们开拓一代新学术输入充沛的元气和内在动力。对自己也知敬畏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出自这种“双向的敬畏心”，我们应该看到清人在达到学术最好的时候，已经埋下了学术思维的根本性局限和弱点。一只手的五个指头都有三个长、两个短，一代学术又怎能没有三个长、两个短呢？不要把自己的思维弄倒筋了。由此可知，解放思想的命题，还有进一步深刻化的必要。看不到前人的弱点就看不到自己的原创空间，就可能削弱和失去我们作为一个称职的当代研究者的资格。

    读书报:在您眼中，清学的短是指哪些呢？

    杨义:平心而论，清人弱点起码有三条，可以概括为清学“三弊”:

    第一，是不敢讲民族问题，民族问题长期是清代学术的禁区。因为当时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文字狱阴影浓重，言华夷之辨者可能招致诬陷株连，甚至剖棺断尸。编纂四库全书时，“胡”字都要全部删掉，如何敢讲民族问题？一时间，关系到国家荦荦大端的民族问题无人敢讲。这就给我们研究古代典籍，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例如《左传》如果仅从文字考证，或现在从叙事学角度来研究，是略有训练的人都可以做的学问。但是《左传》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是怎么形成的，这就少见有人进行全面的清理。这里面涉及到列国兴亡，部族兼并，家族姓氏，士人流动，客卿制度，学派纷争，战争与外交等一系列的问题。举例而言。商末周族的泰伯奔荆蛮而开吴，是华夏变蛮夷；吴通中原，并迅速称霸，是蛮夷变华夏。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华夏与蛮夷互融互化的一个典型。司马迁的《史记》列《吴泰伯世家》为三十“世家”第一，是潜伏着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世界观的。吴公子季札到鲁国听《诗三百》的音乐，此时孔子才八岁，为什么被视为蛮夷的吴国能出现这样的人才？通解了这一关键，就会明白吴通中原不仅是政治外交上通中原，而且非常内在地隐含着文化上通中原。

    还可谈一个例子。公元前655年，晋国发生争太子的斗争，原因在于骊姬乱政。骊姬本来出自陕西骊山一带的戎族，少数民族本来就有妇女参政的传统。那么，太子申生为什么不听劝告，学商末周族的泰伯让位而出奔？他恪守周公礼制，精神状态与泰伯有什么不同？出奔的倒是公子重耳，被迫出逃到狄国。《左传》记载，说重耳在狄娶狄女生子，“处狄十二年而行”。要知道，与重耳一道出逃的舅父狐氏也是戎狄之后，重耳是周族与少数民族的混血儿。而狄国是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一个国家。因为汉族和少数民族有着不尽相同的政治制度和邦交制度，混血儿重耳在这里又重缔政治联姻关系，可以得到在其他国家得不到的庇护。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和边疆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为什么重耳出奔，不能够像泰伯开创吴国那样，在狄地开拓一个世代相传的国家，却在其后又流亡于卫、齐、曹、宋、郑、楚等国家，才由秦国派军队护送他回晋国即位呢？这同周初分封诸侯以前的政治空间，与春秋列国兼并时的政治空间的差异，存在着什么关系呢？重耳十九年流亡所锤炼出来的意志、阅历、能力和对列国政治关系的理解，对他称霸中原，又有什么因果关联呢？如此这般的深入研究，可以为研究当时各国的政治史、各民族的融合史、以及家族史提供有力的佐证，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拓展一个以往学术未能展开的新的国学研究的空间。我正在指导一位古典文学博士后学者从这个角度研究《左传》，并取得了新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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