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西域黄沙下的汉文古籍(2)

出土文献可补史籍之缺失
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三千人出击匈奴，斩杀匈奴重要首领呼衍王，取得了40年来汉王朝在这一地区的重大胜利，解除了匈奴对西域及河西的严重威胁，为该地区赢得了13年的安定局面。如此重大的战役，由于种种原因，记载东汉历史的《后汉书》却没有记载，原树于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石人子乡，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裴岑纪功碑》则记录了这一史实，虽仅60字左右，却足补史书之缺。
1965年，在吐鲁番安伽勒克南郊的废弃佛塔下面，当地农民发现一个陶罐内装有《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三国志·魏书·臧洪传》等古籍。其中《孙权传》写本为隶书体，共40行，计有570余字，已于2007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外，新疆地区还出土《三国志》古写本5件，据学者判定，这些写本都早于南朝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本，可以据知《三国志》的最初形态，也可以校订后世刊本的讹误。
练习书法的人都知道东汉《曹全碑》，原碑明万历年间出土于陕西。曹全曾任西域戊部司马，率兵征讨弑父自立的疏勒国王和德，大获全胜，这与《后 汉书·疏勒传》有出入，所以为史家所重。
此外，像唐代的《姜行本纪功碑》、《张怀寂墓志》等，也可与史传相印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吐鲁番的《千字文》
《千字文》是南朝梁周兴嗣奉命编成的一种四言韵文，囊括了丰富的天文地理、历史人文的知识，后世多用作童蒙识字课本，是古代最为通行的蒙学教材，至今使用者不乏其人。在近代西北地区出土的文献中，《千字文》写本为数众多。“西域遗珍”展上呈现的写本，出土于吐鲁番的一座唐墓内，存文字18句近70字，偶有错讹，大约是学生习字本，这说明同中原地区一样，《千字文》也是该地区的蒙学教材。
《千字文》前五句还出现在该地区出土的唐代卜天寿抄本《论语·郑氏注》卷后。该抄本卷末有“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可知抄写者的身份和年龄，限于年幼，抄本免不了错字、衍文和脱误，但字体工整有致，可见平常的练习功夫。
该地区一件官文书《唐西州典某牒为吕仙怀勾征案》的背后，是儿童的习字杂抄，抄的是三首古诗，其中第二首尚可核实，是隋岑德润的《咏鱼诗》。内容部分一个字抄写多遍，练习写字的意图很明显，想必这位卜天寿同学，也经过这样的练字过程吧。和田出土的唐人临写王羲之《兰亭序》，也是当地人练习书法的证据。
卜抄本卷末还附有一首打油诗，曰：今日书写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一个下笔有错字、还净盼着放假的小学生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忍俊不禁。另一件展品——《论语》贾忠礼抄本，拆自墓主的纸靴，已经裂为数十片。类似的文书数量不少。《论语》是重要的汉族文化读本，也是童蒙的必背书。该地区多件《论语》及《论语》郑注写卷，以及《孝经解》残片等的出土，表明汉文化在此地的传播比较兴盛。
民间泰山信仰传到了龟兹
由中国人士撰造而不是译自印度的佛经，被称为疑经或伪经，总称疑伪经，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在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展品《观世音菩萨劝攘灾经》就是一部8世纪的疑伪经。据研究，该经产生地当在龟兹一带，而经文劝导信众依教修福禳灾，而所称的灾难，是“太山西角颓，须人二万、牛一万头助太山散化”，太山即泰山，是中国民间信仰中人死后的魂归之所，该经的内容表明，起源于中土的民间泰山信仰也流传到了遥远的西域。
“西域遗珍”展中陈列的展品，涉及到的语言有粟特文、突厥文、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察合台蒙古文、汉文等24种文字，汉文文献古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也是所占比重较大的一部分，从官方文书到儿童习字杂抄，涵盖了古代西域各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西域与中原地区血脉相连的有力证据。（池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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