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史意识的逐渐恢复,大陆学界对民国一代学术也给予了高度认同,除了编撰学案、结集成史之外,重印昔贤经典、接续学术传统,则为不可不做的重要举措。
随着20世纪初之废科举、兴学堂的“霹雳手段”,到了1910年代民国肇创后的办教育、立学术,基本已是“题中应有之义”,并未掀起绝大波澜。所谓“民国学术”也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创立、发展时代的学术状况。虽然这段时间前后不到40年(1912-1949),但其所产生的丰硕学术成果却不容小觑。就此而言,重刊旧籍,其意绝非仅是“旧物利用”;它更指向“重温历史”,意味着我们如何重新认知“昨日”、资鉴“历史”、确立“坐标”、走向“明天”。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充分利用“学术祖辈”的丰厚遗产,另一方面更需要有在历史行进过程中不断与“传统”进行对话的自觉意识。这个传统不仅包括中国文明的悠久典籍与先贤智慧,也理应关注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确立典范的“中国现代学统”。而在学术史意识之初的“回归学统”之外,也要有能力在宏观审视世界现代学术发展的背景中从容反省,我们的学术前辈在传统崩裂、现代初萌、一切仿佛开天辟地的时代里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又留下了怎样的缺憾和距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那代人既要为中国现代学术初期之成就定尺度,也要为中国在世界现代学术谱系中争位置,可谓“重任在肩”。就此而言,出版这套“民国学术丛刊”也还有编选者、导读者、出版者自身的学术寄托。
民国一代学术,开启中国现代学术的纯正源头,其功用也不可谓不大。通过民国学术的重要成就的梳理和重版,我们希望能再现那代学人的“岁月峥嵘”。无论是在文史哲等人文领域的“确立典范”,还是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凡起例”,我们看看著作的题名和作者的立意,就知道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领域前贤曾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曾确立了一个如何辉煌的起点。本丛书虽然没有严格的学科划分,但却并非不具备学科史的基本眼光,邀请的导读专家就是从这样一个层面考虑。
陈寅恪先生曾批评当时的中国学界谓:“国人治学,罕具通识”(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他这是以世界学术的眼光来衡量正在创立期的中国现代学术,其批评不可谓不严厉,其言辞则不可谓不中肯。作为中国现代学者第一人,寅恪先生强调“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他不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确立起关乎中国现代学术根本的价值观,为后世学人之立精神;更以治学态度的“通识观”确立起学人微观层面可以依循的伦理观。而中国现代学术的未来发展若能建立在这样一种“通识意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基础之上,则中国现代学术之于世界学术的位置,或可有所希望哉!
(本文系叶隽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民国学术丛刊”撰写的总序,本报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本报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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