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记得2005年年底国学版创刊前夕,有几位学者曾就四小龙现象与儒家文明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次热烈的讨论。这次到了新加坡,又勾起了这个老问题。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想听听在座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想弄清楚:参照中国的“国学热”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和新加坡的经济起飞,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梁志明:我简单谈谈。什么是东南亚文化?过去一般讲东南亚文化是多元文化,受几个大文化包括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之后构成一个多元复合的文化。这是总的来看,但是具体深入,到底东南亚文化是什么?这需要探讨。同时还要看到,比较理性的文化会影响其他文化,而比较后进的文化反过来也会影响比较先进的文化。这就是文化交流的双向性。
日本、韩国、东南亚,为什么这些地区能够崛起?它的根源是什么?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索,现在又从文化的角度来探索,即东亚的文化是不是有某种特殊的因素,有某种特色,能促进地区的崛起。其中自然也包括新加坡的经济和儒家文化的关系。这些当然引起了很大的讨论。我觉得,研究东南亚不能只看一面。东南亚文化是多元化的。有人说,东南亚十个国家,就有十个不一样。问题是除了这一面,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相似的一面?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是,有没有这十个国家,或者“十加三”的东亚国家的整个共性的问题。这就能决定我们走得道路有没有共同的因素,是否拥有某些共同的特性或者经验。我觉得,我们必须把东南亚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异质性和同质性统一起来看,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
主持人:梁教授向我们展示了问题的复杂性。
陈荣照:中华文化对新加坡有何影响?我先引一段李光耀资政讲过的话。他在1994年的时候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当时的情况是,新加坡刚独立,英军撤退,新加坡又缺乏天然资源,完全要从头做起,这时候就要靠全民的支撑、努力,一起建设国家。他就觉得那时候人民所体现的自力更生和刻苦勤奋的精神,显然就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早期华人移民到东南亚这一带,当然也带着他们的文化过来,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这种文化的影响,我想可以从几个层次去看。第一是从民间的实践上,比如说我们在家庭里面,教导孩子对父母亲要孝顺,对兄弟要友爱,对朋友要诚信。这种生活上的实践,你不一定说自己是个儒家学者,可是在生活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就体现出儒家的精神来。
主持人:“生活儒学”。
陈荣照:另一方面,就是政府的提倡了。那时候新加坡正进行工业化。在接受西方科技文明的同时,也把西方一些比较颓废的文化接受过来了,这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是不利的。所以,当时政府就提倡儒家的伦理教育。当然,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要说在今天都很适用,那是不正确的。我们今天所要的就是取它的精华,取那些对我们现在社会有用的部分,比如说儒家的伦理观念,教人怎么做一个真正的人,怎么修身养性,怎么启发自己内在的善性,怎么样把群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种种观点,我们觉得对于当今社会仍然适用,可以加以发扬。新加坡政府曾经提倡在中学教授儒家的伦理思想,并安排在中三、中四两年的课程。
至于说新加坡对于中国会有些什么贡献,我们常常看到大陆有很多公务员,在大陆叫“干部”吧,来新加坡上课,我相信一定有它的作用。
张希清:前些日子习近平副主席访问新加坡时就表示,新加坡长期以来积极参与、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方许多方面的成功经验为中国解决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从北京到这儿好几天了。我就想,国学是什么?国学就是中国人做人的学问。在中华传统文化里面,有哪些东西是对我们做人比较行之有效、比较有用的东西。传承中华文化也要“以人为本”。华人到了南洋,第一是要生存,第二要发展。一个成功的华裔人士或家族,大多是融合了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文化中优秀部分的结果。东南亚国家吸收中华文化,不是说把中国的东西照搬过来,是选择其最有用的吸收进来。今天我们研究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兼容共生,就是总结其中有益的经验教训,反过来教育中国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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