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古越藏书楼——从民间私藏走向公立图书馆

古越藏书楼门楼
中国近代图书馆是在清末剧烈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受到西方文化和维新思想的影响产生的。
清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1900——1902），绍兴乡绅徐树兰继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绍郡中西学堂并取得办学堂图书室“养新书藏”的经验后，独立捐资“银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余两”，在自己家乡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具有公共图书馆特征的藏书楼——古越藏书楼，该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诞生。对于古越藏书楼的创设时间，也有学者认为是光绪二十三年。现存的一本《墨子》中，盖有“养新书藏图籍”“会稽徐树兰捐”“古越藏书楼图记”“绍兴县立图书馆·古越楼藏书”4枚藏书印章，为我们探寻古越藏书楼的建立轨迹提供了想象空间。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徐树兰病故。同为地方名流的马传煦见证了古越藏书楼的兴建过程，并以中人身份目睹了徐树兰“出示呈稿、章程”，嘱“其子直隶补用道尔谷等，常年经费每年洋一千元仍即照捐”等情景。他认为建楼之举除“裨益绍郡地方士子，似并为江浙两省倡首”，遂与士绅联名呈请朝廷给予褒奖。
古越藏书楼在徐树兰生前已经建成开放，对图书的“公开阅览，公共使用”是古越藏书楼区别于其他藏书楼的最大特点。光绪二十八年，徐树兰在给清政府的《为呈明捐建古越藏书楼恳请奏谘立案》折中谈到自己建楼的原因：“各国讲求教育，辄以学堂与藏书楼相辅而行。都会之地，学校既多，大必建楼藏书，资人观览。”因此他决定建立一个古所未有，供大众观览的新式藏书楼，让一人书变成万人书。
徐氏提出的这些崭新的藏书观念，改变了过去几千年来私人藏书秘而不宣的做法。与古越藏书楼同时期建造的其他藏书楼，如瑞安玉海楼、湖州嘉业堂，其目的主要是供楼主本人及儿孙阅读，因此仍然属于旧式藏书楼。徐氏除声明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备合郡人士观摩”之外，亦采用了许多为读者提供方便的措施，如为读者提供茶水，承办用膳等。
关于建楼的宗旨，徐树兰在其手订的《古越藏书楼章程》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本楼宗旨有二，一曰存古，一曰开新”，二者务归平等。古越藏书楼的创新精神对近代图书馆的诞生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古越藏书楼的藏书古今、东西并收。徐树兰认为藏书楼除了应当无限制开放，还须有社会教育和为文化学术服务的职能。因此，除将“家藏大部及一切有用之书，悉数捐入”外，还大量购买已译甚至未译的新书，两项合计共有藏书7万余卷，反映了古越藏书楼“开新”的特点。其次，为了适应东西书籍并存的局面，先后两次编定书目，对图书进行统一分类。最后，古越藏书楼还兼有教育博物馆的职能。徐氏认为“研究科学，必资器械样本，故本书楼兼购藏理化学器械及动、植、矿各种样本，以为读书之助”。
《古越藏书楼章程》系徐树兰“参酌东西各国规则”“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亲自编定而成，共分7章30节，从办楼宗旨、藏书规程、管理规程、阅书规程、杂规五个方面对藏书楼管理进行分解。它一改过去“藏书规约”的诸多限制，凡愿阅书者，不需铺保﹑押金，均可入内。徐氏还首创存书制度，实现读者和书楼的双赢；同时规定“楼上藏书，楼下观书，各分地段，以清界限”。古越藏书楼从创设之初就按照面向公众开放的要求设立专供读者阅览的“中厅”，这也是古来所无的。
综合起来看，古越藏书楼虽然仍然冠以“藏书楼”的名称，但其对社会公众开放的特征明显，已具备了公共图书馆的形态。图书馆学前辈来新夏教授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一书中指出：“（古越藏书楼）开始了从民间藏书楼向公立图书馆的蜕变。”在古越藏书楼建成之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杭州有浙江藏书楼之设，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开办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建设公共藏书楼、公共图书馆蔚然成风。
辛亥革命爆发后，徐尔谷游宦离乡，书楼暂时停办。1916年，徐尔谷以“绍兴藏书楼”的名义呈请教育部批准续办。1926年，徐树兰之孙徐世南接办古越藏书楼。1930年，徐世南游皖，古越藏书楼再度停办。1932年，绍兴县教育局报国民政府教育部备案，将古越藏书楼收为公办，改名绍兴县立图书馆。据1937年统计，该图书馆共有图书4.2万册，其中包括原古越藏书楼的旧藏2万册，这些藏书由绍兴图书馆收藏至今。
    （蔡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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