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胡适那个“二三十年后”已经过去足有七十年了,在这七十年中,考古发现也多,学术进步也大,确实也做到了“稍稍减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但是,不可解的地方依然很多,歧意争执也不在少数,而对一个旧问题的解决又往往引发出十个新问题来,这倒真让人不由得体谅起朱元璋来:如果要把经书作为考试内容,如果没有规范化的试卷格式(八股文),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答案(朱熹的注释),判起分来还真不知该如何下手呢。
至于说儒学能否扭转“世风不古、道德沦丧”,这也是个老问题了,论之者甚众。考察一下历史,会发现孔子那时候就已经“世风不古、道德沦丧”了,之后的每个时代也都同样在感慨着“世风不古、道德沦丧”,也不知道那个“古”到底什么时候存在过。可世风难道不是(像胡适所说的那样)在进步着么?
相关的问题是,儒学究竟能否扭转“世风不古、道德沦丧”呢?嗯,仔细看看,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有问题的——如果说得夸张一些,可以把对其前提的质疑表述成:“当真存在一种儒家学说吗?”--这就留待正文部分去讨论了,届时我们也听听托克维尔等人的他山之石,看看道德这东西究竟是不是“讲”来的。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似乎越是暴君越是喜欢推行美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神圣帝国》里这样描绘了法国大革命期间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对古典美德的热情呼唤:
罗伯斯比尔在他论述公共道德的原则的演说中问道(在1794年2月5日召开的公会会议上):“民主的或人民的政府的根本原则是什么?是美德。我说的是公共的美德,这种美德曾在希腊和罗马做出了那么伟大的奇迹,并且将在共和的法兰西做出更令人惊异的奇迹来。我们说的美德就是热爱祖国和祖国的法律。”
接着,罗伯斯比尔明确地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称做“自由人民”。他不断地要听众回忆古代的“人民本质”,并且既提到它的英雄莱喀古士、狄摩西尼……
圣茹斯特在关于逮捕丹东的报告……中极为明确地说:
“在罗马人以后,世界变得空虚了,只有想起罗马人,世界才充实起来,才能够再预言自由。”
在圣茹斯特的另一个报告(关于普遍警察制的报告)中,共和主义者被描写成完全具备了古代精神即刚毅、谦逊、朴质等品质的人。警察局按其本质来说应当是相当于罗马的市政检查局那样的机关。他列举了柯德尔……等人的名字。最后,圣茹斯特用一句话表明了他所要求的“自由、正义、美德”的特征,他说:
“革命者都应当成为罗马人。”
在作为第三者的读者看来,他们这些话实在是绝妙的反讽,可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当中的人们对着这些个“美德”,怕是说什么也笑不出来的。
摘自:熊逸《春秋大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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