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寻找文学史及思想文化史中的石评梅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种版本中，我们看不到石评梅的名字，但从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撼动人们心灵的，决不仅仅是石评梅与高君宇充满悲剧色彩的爱情。石评梅为数不多的作品，越过了七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不断地撞击人们的心灵，历久弥新，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们把众多的目光凝聚在上个世纪初一个仅有二十七年短暂生命历程的女作家身上，是不是我们的文学史忽略了不应忽略的东西？值此石评梅诞辰100周年之际，《文艺研究》杂志推出汇集了全国20位学者研究论文的《石评梅研究专刊》，并配有珍贵的历史文献，对石评梅的生长历程、性格特质以及其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作品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并对石评梅和她的作品从文学史及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给予研究和定位。  

     可能，历史与岁月的尘烟，让我们疏忽了文学史上的一些富于特点的作家和作品。使现代文学史的记录和叙述留下了遗憾。也许这个专刊的出版，会给石评梅——这位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一个更为客观的历史地位。  

                                                          一

     石评梅的散文，是其作品中数量最多，分量最重，影响最大，也是学术界公认为其作品中造诣最高的部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勇通过分析石评梅散文独特的思想意蕴和情感表达方式，揭示了石评梅及其散文创作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在题为《石评梅散文创作的文学史意义——兼论石评梅与冰心、萧红等女性写作情感特质的异同》的论文中，刘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石评梅散文：  

     其一，石评梅散文始终把承受苦难人生与追求理想人生融为一体。在石评梅青春年华之际写下的散文里，人们没有感到年轻人特有的理想与憧憬，激情与浪漫，人们更多的是看到了与其年龄并不相称的带有浓郁宗教文化色彩的遍尝人生苦难的苍凉和超逸，一种历尽沧桑的幽深和萧索。正是这种悲伤之情，怆痛之心，强烈地拨动和撞击着读者的心弦。  

     但是，与石评梅悲苦的泪水相伴而生的，始终有一种泪后的坚贞与顽强。这种对苦难的承受与超越的同时性，在石评梅的散文创作中构成了一种整体的鲜明特色，石评梅的精神探索和追求始终包含着紧紧相连的两个部分：对苦难人生的冷静承受，对理想人生的热烈追求。石评梅这种同时俱存的双重视角以及这种“双重性”的浓烈程度，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在这方面，石评梅甚至超过了许地山、丰子恺等人。目前，文学史叙述还欠缺这个认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将有助于文学史的深入开掘和文学史叙述的丰富与完善。  

     其二，石评梅散文的另一个重要价值，体现在她对人生苦难思考的深度上。石评梅散文不是认同和承受一般的人生苦难，而是把人生的最大苦难彻底看穿，进而领悟和体味人生的最大苦难，最根本的苦难——死亡。在石评梅的散文中死亡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精神形象的载体，折射出了特定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焦虑和不安。但在她的散文中，我们也看到了死亡是人生的终结，又是人生新的开始的乐观精神。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是石评梅散文的内在核心。生与死的有机统一，是石评梅面对复杂艰难人生的基本心态。她把对苦难与死亡的认同和承受，和生存与永生联系在一起，当作一个完整的过程来思考。这种思想意蕴，与鲁迅渴求真正的生存，才能无畏地超越死亡，彻底了悟了死，才懂得何为真正的生；认同苦难，直视死亡，由生命的毁灭来催发人们对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的领悟和反省这样深刻的哲学思想，有许多相似和共鸣，人生历程二十七载的石评梅的散文，在某些方面的思考，达到了与鲁迅精神境界相近的的程度，其价值应当在文学史上有一笔认真的记载。  

     其三，由悔而悟，是石评梅散文情感魅力的根本所在，也构成了石评梅散文的情感特质。这与其鲜明特异的抒情方式，构成了她的散文独有的风采。  

     冰心一生的创作，只写了一个“爱”字；而萧红恰恰相反，她一生的创作凝结为一个字，那就是“恨”。石评梅介于两人之间。其散文集中体现的情感特质，是一个“悔”字。本来，她与高君宇的爱情，是完全可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的，但她因初恋的失败而拒绝了高君宇的爱，直到高君宇病逝，才追悔莫及。一个“悔”字，构成了石评梅散文最主要的情感基调。由于悔悟，石评梅的精神追求中，有一种作茧自缚的情结，这种自缚的情结，使石评梅散文的思想意蕴有一种节制的美、平衡的美和自省的美。而这种情结同时也决定了石评梅往往沉浸在思想意念深处的矛盾中难以自拔，这种难以解开的束缚和无法排遣的矛盾，都使石评梅对人生的本质看得很清晰透彻。  

     石评梅散文的抒情方式，除自叙传性质、书信体特征、冷色调的意象外，更有一种自我言说、自我倾诉的风格，其散文主要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或者说，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写的。其散文是作家内心抒发的真实而不可抑制的需要，这种需要已经成为作家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上好散文的根本动因和重要标志。  

     文章认为，石评梅的散文应该能够进入上好散文的行列。  

                                                         二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孔范今在《跨越了一个世纪的启示——重读石评梅》的论文中提出，在21世纪，石评梅诞辰100周年的今天，重读石评梅的作品，能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孔范今认为，石评梅和她的作品，为我们认识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双重转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范例。由她，可以感受到一种难见于史册的心灵的真实和历史生命的律动。在20世纪20年代历史和文学都面临选择的特殊年代里，表现选择中的困惑乃至生命痛苦的不乏其人，但能像石评梅这样既主动追寻历史发展的大势，又在文学中自触伤痛，将现实与理想，情与理之间近乎不可调和的冲突尽现于生命的自我搏斗之中的人却并不多见。应该说，就其“自剖”式表现的大胆、细密和诚实而言，石评梅实属罕见的一例。她对于丰润我们对历史的干枯的把握和矫正对历史的简单化理解非常重要。按照一般的认识，石评梅作为一个作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转变与追求，仅仅是在时代洪流中实现了向革命性文学的必然转变而已。然而，人们常常忽略了，在启蒙运动落潮和历史的选择迅即转换为社会政治革命时，知识界尤其是以感性思维活动为特征的文学界，对“人生是什么”的思考，也作为历史的一个构成环节浮出地表。而石评梅始终抓住了“生命”这一人生与文学应共同关心的焦点。在思想观念和文学创作的变化里，一直凸现着她对生命意义的求索与理解。正是生命与历史的崇高缔结，才使她的创作由浅吟低唱个人的伤感转向对社会斗争内容的惨烈与悲壮的表现。  

     孔范今强调，在长期形成的文学观念中，人们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期文坛上大量出现的以恋爱为内容的创作，大多采取了不以为然的态度。而当今天重新翻检石评梅作品及与之相关的文本，并沉思默想其形成的文学效应时，其所标示的人生内容，实际上既表征着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征性人生内涵，同时也必然构成对文学创造的人性魅力的引导。  

     孔范今认为，石评梅给我们另一个很有意义的启示，是她在文学上，为20世纪的文坛提供了“个人性”写作的一种类型，和基于“缺陷”说的一种文艺主张。  

     关于个性，孔范今认为石评梅和庐隐都是当时流行的文学主张的另类，有着极为鲜明的“个人性”的倾向。石评梅文学成就不如庐隐，但在“个人性”的表现上，她却比庐隐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石评梅为20世纪的中国文坛提供了另一类的文本。石评梅服膺于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而她的表述更为深切，并在实际的创作中大胆地实践自己的观点，以勇敢地表现生命的真实的“个人性”为基本取向。石评梅鲜明的“个人性”的表现里，真切地蕴涵着当时的“时代女性”对那一特定时代的最直接的感受，是时代的生命投影。石评梅的散文将以突出的“个别性”在20年代文坛上永占一个位置。石评梅的“个别性”还表现为她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悲剧起因的哲理性认识，她坚持人生与生存境遇的“缺陷”说。她躬行自己的这种主张，不仅在所有的创作中都表现着生命的深刻创痛，弥漫着源于生命内部的悲剧氛围，而且还创作出一些反思作品，反思的对象都直接指向为社会公认的历史进步行为。这种反诘历史的文学行为，无疑是更深层的历史自觉，也无疑是文学对于生命的一种更为自觉的责任承担。就是现在看来，也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三

     评论家艾小妮以石评梅的作品及其文学活动为坐标展开了对于石评梅文学史地位的论证。尽管她以《寻找文学史中的石评梅》为题撰写了长篇论文，但实际上对石评梅的文学活动及涉及妇女解放的社会活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对石评梅文学及社会活动的思想文化史意义，均作了具有说服力的考证。她在论文中提出：石评梅在现代女性白话诗的发展中，是一个走在前沿的标志性人物。1921年12月，19岁的石评梅发表的处女诗作《夜行》，从一开始便踩上了“五四”时代精神的节拍。1923年4月14日，早于标志冰心诗作丰满成熟的《纸船》、《惆怅》四个月发表了《别后》，这首诗代表了当时女性新诗在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进步：  

     忆哪！／黑云阴森的夜景，／光明的烛珠在沉沉的幕下燃着！／银涛起伏中，／载着幸福之航船去了！／那时我忍了一时悲哀，／一松手把幸福之楫抛去；／人间的失望阿，／成了群中的遗物！忆哪！／清风飘荡着花香，／皎月彩映着人影，／旧痕永镌呵！／那时我忍了一时悲哀，／把系在枯枝上的心摘下，／埋在那白云笼罩的红梅树下。  

     在内容上，由写实而突出象征；在形式上，已有了成熟的活音律，能自如地把握行末字的压韵；在体式上运用了回环反复的手法（忆哪！……忆哪！）表现出在文学形式方面的进步。石评梅在女性现代白话新诗发展中，是走在前面不应被忽略的一个代表人物。  

     石评梅不仅与同时代几位前行的女作家间存在着这样那样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牵系，还与她们一样是创作的多面手，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思想文论（杂文）等都有所涉猎，不同的是，她可能比冰心、庐隐、冯沅君得以更切近地接触时代先锋人物，并直接受到“精英思想”的引导。至少从1923年4月开始，“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著名的中共早期活动家高君宇就在世界观、人生观上给了她重要的影响。从石评梅这一时期的诗作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高君宇思想的印迹。高君宇的思想不仅渗透到了石评梅灵魂的深处，高君宇在她的心目中，还是一个精神及思想上的巨型人物，使得石评梅的诗笔由于注入了“思想者”的精华，拥有了挣扎于“悲海”而不被淹没的力量。不仅如此，石评梅“巨型人物”的思想，并不仅仅来自于高君宇，她在1922年11月24日就聆听了“爱罗先珂演讲‘女子使命’”。如此，石评梅的一部分诗歌，将早期女性白话诗歌特有的纯粹哲思，带到了时代“巨型诗境”的边缘。对于小说，石评梅也打开了20世纪初女性小说通向诗境的书写之路。  

     综观中国现代文学史，艾小妮认为：石评梅是新文学史中最早的集创作和主编刊物于一身的女作家。由于这个原因，石评梅对文学的影响和女权运动的发展是巨大的，但也为此受到习惯思维逻辑和文学史定势强固的遮蔽，使得她从现在文学书写史应在的位置上走失。因为当时刊物稿源的艰难，石评梅主编刊物好稿件短缺，石评梅的许多应该可以有更大影响的作品只能留以自用，不能在主流报刊上发表，降低了影响的力度。由此而不入文坛大家的视野，以致在文学史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当然，短暂的生命历程，也使得石评梅在文学才能的发挥上受到了限制。  

                                                              四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刘慧英在题为《“五四”女性：反叛传统，还是挑战自身？》的论文中，分析了早期新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她以女性学者的独特视角，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早期（包括“五四”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和梳理，并据此认为：中国的妇女问题都是由男性提出或充当讨论的主角，女性的声音是边缘和非主流的。在恋爱自由旗帜下，女性与男性子辈所结成的精神同盟中，男性仍旧一意孤行地以各种形式维系着一夫多妻，而“五四”女性却为这种传统所困扰、痛苦和伤感。一方面她们要捍卫自由恋爱的神圣，另一方面又要与强大的一夫多妻传统进行抗争。女性在这种较量中表达着自己，并进入了历史。  

      刘慧英以石评梅的婚姻遭遇为个案，展开了深入分析。她认为，石评梅的个人遭遇和心境深深地受着时代氛围的影响。1919年秋天，“五四”运动刚刚过去半年时间，石评梅从山西赴京城考取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那时她还是一个不谙世事、天真幼稚的十七岁少女，不久在初恋中遇到了一个有妇之夫。这一遭遇极大地影响了她的人生态度和抉择，她在散文《给庐隐》中这样说：  

     青年人的养料唯一是爱，然而我第一便是怀疑爱，我更讪笑人们口头笔尖那些诱人昏醉的麻剂。我都见过了，甜蜜，失恋，海誓山盟，生死同命；怀疑的结果，我觉得这一套都是骗，自然不仅骗别人连自己的灵魂也在内。宇宙一大骗局。……我的心应该信仰什么呢？宇宙没有一件永久不变的东西。我只好求之于空寂。因为空寂是永久不变的，永久可以在幻想中安慰你自己。  

     从此她对人生和世界采取保留的态度，并要实行独身主义，与倾心爱慕她的男性只保持“冰雪友谊”。这与其说是男权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对她伤害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她对这种伤害的一种“报复”。她以“独身主义”作保护自己的护身符，在否定自身欲望的同时，也否定和拒绝着男性的欲望，这对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来说无疑是一种残酷的压抑，我们可以说它是传统的叛逆，也可以说它是对人的天性的自我扼杀——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五四”女性何以会如此感伤、如此痛苦。她们为了确立自我而不能不叛逆传统，又因为叛逆传统而不得不否定自身，“五四”女性就是如此缠绕在叛逆传统与挑战自身之间，这构成了一代女性文化心理上的死结。  

     刘慧英注意到，有关自由恋爱与一夫多妻的这种纠缠是不少“五四”女作家笔下的素材和主题，而男性启蒙者和男作家对此却讳莫如深，在他们眼中和笔下似乎永远只有自由恋爱的灿烂和绚丽，他们兴致勃勃地歌颂自由恋爱，探讨恋爱婚姻的方方面面，而惟独不触及一夫多妻——似乎这种制度和习俗从来不曾存在过，或者早已被消灭和取消。但实际上即使是作为“五四”启蒙大师胡适和陈独秀在“五四”期间一边振臂高呼妇女解放，一边荒唐地纳妾嫖娼。当然，他们自己以及一些后人都有足够的理由为他们辩解：由于他们的婚姻悲剧而导致了婚外恋或某些越轨行为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却是无法否定的：他们给旧制度底下的旧式女子和新女性都带来了痛苦，起码他们对自己所爱和不爱的女性人格都不够尊重。对此他们在意过、反省过吗？也许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行为才致使他们在讨论妇女问题时对一夫多妻采取一种小心翼翼的回避——他们始终在回避，不仅回避他们自身的个人行为，同时也回避作为历史和现实罪恶的一夫多妻制。  

     这种回避造成了对女性历史叙述的新的盲点，这些盲点往往需要通过对女性经历有着切肤之痛的女性作家和女性社会活动家来揭示和陈述。然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对女性经历有着切肤之痛的女作家及女活动家并不具备天然地表述自己经验和遭际的条件，首先她们同样受制于男权传统话语体系，她们即使有着那些切肤之痛的积累，她们即使产生了表述它们的欲望，但是一旦行诸笔墨往往与传统或当下的男性叙事模式相重叠。其次，男性启蒙大师是女权启蒙和妇女解放的倡言者，因此他们在绝大多数女性的心目中自然是引导人。引导与被引导的关系使得大多数新女性很难跳出男性启蒙家的既定思路。更准确地说，“五四”时期那种以男性启蒙家和引导者为主、女性的声音为辅的“双重奏”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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