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渡(诗歌评论家,作家出版社编辑):前天在北京的研讨会上,艾略特和欧阳江河都谈到所谓“好的中文”问题。艾略特先生特别说到,二十一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的世纪,并将这个可能的中国与二十世纪的美国做了一番比较。这当然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作为中国诗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自处?怎么发出自己的声音?
艾略特·温伯格(美国著名诗人,政论家,翻译家):中国的2006年甚至有点像美国的1906年。1906年时美国还没有变成一个帝国,那时候美国文学还没有成型,只有一两个人开始为美国文学定调子,比如惠特曼。中国作家如今面对“什么是好的中文”的问题,处境比较相似。20世纪初的美国诗人面临重新阅读经典的问题,比如T.S.艾略特对玄学派诗人的重新阐释,庞德对于盎格鲁—撒克森文学、中国文学的解读。因此美国诗歌的现代性里边包涵了一种现代和过去的融合。中国诗人是不是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也就是对过去经典的重新解读的问题?对于李白、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也许还有着更大的解读空间。
杨炼(著名诗人,现居伦敦):20世纪初的美国诗人去发现美国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建立在个人生活经验之上,而中国的个人经验相对来说比较贫乏,至少曾经如此。中国的声音与美国不同,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我们不是仅仅简单的模仿传统,我们必须依照个人经验来重新发现传统。艾略特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看问题,但实际上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一直在反思历史传统并从中汲取力量。我认为中国的生存经验和语言经验的深度都是特别重要的。
艾略特·温伯格:我认为中国的传统被“冻”住了,你必须去“解冻”。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国诗人去重新再发明传统。艾略特和庞德是吸取欧洲文化之后用新的眼光从外部看美国文化,而威廉斯·卡洛斯·威廉斯是从内部看美国文化。这两方面的努力在20世纪初是同时进行的。如果只是从内部解释经典的话可能有些单一。1906年时美国诗人感到对于整个西方世界他们像是外省诗人一样,他们同时也希望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当时的这些作家像庞德、史蒂文斯、威廉斯他们每个人的英语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很难说谁的才是好的英文。威廉斯的英语可以说不是英语,而是美语,内在的区别是很不一样的。
欧阳江河(著名诗人,现居北京):中国现在快速的发展,全球可能对中国产生一种误读、担心,甚至一种恐惧。中国变化得太快,仿佛已经失去了发展的蓝图而不可预测。在这种情形中,中国诗人该如何自处以及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什么是好的中文、好的中文诗歌的问题的。艾略特刚才提出把中国和美国拿出来比较,这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澄清这个问题的实质。我想先作一种比较简单的,可能不一定准确的比较。美国不管它内部的声音还是外部的声音,都有它的独特性,它毕竟还是属于一种英语文学,是地方文学的一部分,尽管可能是不一样的。它都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文学不一样,它是异体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文化。这可能是中国发展引起西方人士担心的原因。在这个层面上来谈论好的中文才会有意义。
艾略特·温伯格:从大的方面看,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语言能和现在发生的社会现实相吻合。
欧阳江河:我指的就是这个,而不是教科书意义上的“好的中文”。什么是现在的中国,现在的北京,现在的中国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声音,整个中国应该发出这样的声音。回到我跟顾彬教授讨论过的问题,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西方人知道的中国当代诗歌还只是朦胧诗,有名气的诗人就只是朦胧诗人。
艾略特·温伯格:庞德、威廉斯、艾略特和史蒂文斯虽然各自的声音不同,但都是后来诗人的榜样。现在英语世界也缺乏榜样,很多诗选只是罗列一些不同的流派。中文世界如何找到语言的榜样,这很重要。
欧阳江河:人只能听到他想听的,或者他曾经听过的声音。即使中国有独特的声音,但是西方不喜欢听到或是没有听到过,西方就会听不到这种独特的声音。而且还有声音从哪个平台发出来和翻译的问题。中国人的作品怎么介绍到全球?中国当代为止没有好的中文,有一些好的作品,但好的中文只是正在形成中。我指的好的中文,比如中国古体诗发展到唐朝的李白和杜甫那样的高峰,它对所有其他的写作都造成一种影响的焦虑和抵抗。在这之后也有好的诗人,像黄庭坚、苏轼,但他们并没有超越李杜。这样的中文现在并没有,我们现在使用的中文是受到德文、法文、英文,受世界上所有语言影响的中文。所以现在的中文更具有国际性、宽广的视野、活力和杂交性。好的中文尽管在形成过程之中,但对我们所有中国诗人是一种历史机遇。我同意西川的说法,时代变了,我们没法回到李白那样的中文中去了。我们只能用和这个时代相吻合的语言来写作。好的中文本身就是一种可能性。
杨炼:我们不应该把讨论限制在别人对我们的误读上,而应该更重视我们能够做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如果谈好的中文,我认为该分析一下中文的内在的好的因素,第一,传统的因素。这是中国文学重要的根源和背景。第二,口语因素。它和日常生活连在一起,不停地把日常生活的挑战和直接经验带入文学。第三,巨大数量的翻译。中文受到翻译的影响非常大,大量翻译体经常破坏中文的美感,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第四,实验性。我们不仅仅为自己的诗创造形式,实际上是为每一首诗的创造形式。这样问题不单是古典,也不是简单的现代与否,甚至不仅仅限于中文。我的问题是每个人对自己而言怎么创造好的中文。
顾彬(德国作家,翻译家,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我想我们应该谈得更复杂一些。西方的情况跟中国不一样。1990年一个德国人编了本世界当代诗选,有多多、北岛、杨炼、顾城的诗。我们还出版了翟永明、张枣、西川,还有一个香港诗人的书。刚才欧阳江河说西方听不到中国独特的声音,至少德国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有问题。比如去年我们想出版《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但因为版本太差出版社不接受。德国观众也不想听中国诗人诉苦,他们听得太多,现在想听不同的声音。现在很多中国诗人他们真的很会朗诵。杨炼每年都过来开朗诵会,观众很多,好多人找不到位置坐。有些人真的只想听他的声音而不想听我的翻译。他们的要求是美学上的要求。虽然我们德国有很多不错的诗人,但他们大多不知道怎样去朗诵。这是很大的问题。
欧阳江河:我有种感觉,就是我想要表达的那个东西的最核心的深沉部分我永远触及不到,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别的东西。对于西方的读者,或者汉学家来说,什么是中国的声音?
艾略特·温伯格:你现在一直在把题目转移到怎么样让西方人“懂得”中文,这是毫无意义的问题。西方读者想要知道谁是中国的重要诗人,而不是那些为了出口而写作的人。
西川(著名诗人,翻译家,中央美院教授):李白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比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并没有翻译成英文,李白在英语世界被人所知的不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庞德只翻译了李白少量的诗,如《长干行》。王维和寒山因为庞德的翻译而被美国人认为是和李白同样重要的诗人。屈原也被认为是中国诗歌的源头,但我认为他不那么值得推崇。金斯伯格曾经批评庞德给美国读者造成困惑。钱锺书说中国人读诗用的是儒家标准,读画用的是道家标准。儒家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力量,中国人理解诗歌都是从孔子删编过的《诗经》而来。但庞德的翻译让美国人认为中国最好的诗是带有道家和佛家思想的诗,而不是用儒家的眼光来看中国诗。如果我们用新的眼光去读《陶渊明集》,就会读出一个新的陶渊明。不单单是阅读,写作也是这样。我教我4岁的儿子背诵唐诗并不是要他成为一个诗人,而是让他接受基本的教育。绝大多数中国人让他们的子女背诵古诗的时候,并不重视诗歌本身的独创性。但诗人不应该这样,我们必须重视诗歌本身。
顾彬:要举出一个中国作家代表了20世纪好的中文,这是不现实的。比如,胡适的文章好,但白话诗我读不下去。鲁迅的好文字体现在小说、杂文、旧体诗,但他只用白话写诗来开玩笑。要寻找好的中文,都要回到过去。
杨炼:诗歌的语言是最丰富、内在的。白话文刚开始,可以写小说,也可以写文章,但写不了诗。我读现代英语诗歌,总觉得是相当直白的一种语言,甚至有很多的叙事性。这在中国读者看来总的来说比较平淡。没有丰厚的文化背景这是英语的特点也可能是它的长处。但在我用中文的时候就很难用那样一种平淡的文字来写作,我喜欢中文的复杂性和深厚的背景,但这个东西只是我的品味。
艾略特·温伯格:但简单的中文,比如《诗经》同样可以很有力。就像圣经的语言。如果我是个中国诗人,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赋”,它那种无止境的描写和大量的词藻。不是要用旧的赋的规则来写,而是这套规则背后的东西很有意思。
欧阳江河:当代中文根本还没有到是该用道家还是儒家文化去理解的地步。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好的中文正在形成,中国重要诗人的语言的成熟和整个中文的历史成熟是纠缠在一起的。艾略特提到4个美国诗人发展出各自不同的成熟英语,这对我们是有借鉴的必要。刚才顾彬认为鲁迅的文字是好的中文。但我认为如果一个民族和文明最好的文字不是体现在诗人身上,而是一个写散文的思想家身上,这恰恰是这种语言没有成熟的标志。
唐晓渡:时间太晚了,明天还要起早,我就不说了。有关什么是好的中文和怎么发出中国的声音,这样的大问题需要持续的关注和讨论。今晚的对话尽管只是一个开端,但对我来说,已是启发不小。接下来个人还可以写文章继续深入讨论。也许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合作一个当代中国诗歌的足够好的译本,像企鹅版的TheVoices of American那样的选本。当然顾彬教授在德语领域中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顾彬:没问题,只要有好的选本,我可以负责联系德国的出版社。问题是需要好的译者。
作者:胡续冬
关键字: 内容标签:帕米尔,之旅,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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