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被埋没的奇才：纪念陈布文诞生一百周年_陈布文--先师-花匠-抽屉

本文作者李兆忠，原载《明报月刊》2020年第8期。陈布文1960年代初摄于香山她是谁？美术圈的人或许

本文作者李兆忠，原载《明报月刊》2020年第8期。

陈布文1960年代初摄于香山

她是谁？

美术圈的人或许知道，她是著名画家张仃的妻子；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师生则肯定记得，她是张仃院长的夫人，央美文革死刑犯张郞郞的母亲，曾在中央工艺美院开过精彩的文学讲座，仅此而已。事实上，在2016年文坛大佬王蒙发表以她为原型的“非虚构小说”——《女神》之前，陈布文这个名字一直鲜为世人所知，正如友人赵昔评述那样：“布文的一生，不是如火如荼，也不载入史册。”

陈布文，1920年生于江苏常州农村一个破落的末代秀才家庭，十四、五岁在常州女中读书时，因文笔酷似鲁迅而让国文教员大为惊骇，而她当时并不知道鲁迅是谁，一经提醒，便找来鲁迅的书读，从此成为鲁迅的忠实信徒，其时鲁迅的作品在学校被列为禁书；十七岁因不从父母的包办婚姻而失去升学机会，只身闯入文学大师高尔基所谓的“社会大学”，成为卖文度日的“京漂”。在南京，她与出狱不久的天才画家张仃相遇，两人一见钟情，同病相怜，结为伴侣，从此风雨同舟、共同生活将近半个世纪。抗战爆发后，他们一同加入抗日艺术宣传队，1938年底，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经过一番周折，张仃执教鲁艺美术系，她在文学系听课；1940年秋，张仃因桀骜不驯的个性不见容于鲁艺美术系而出走重庆（“皖南事变”后即返延安），陈布文进文抗，任鲁迅研究会秘书，敏锐的文思，深得研究会负责人、鲁迅衣钵传人自许者萧军的赏识。延安七年，陈布文以鲁迅为榜样，坚守“党外布尔什维克”初衷，一直没有入党（以后也如此），在艰苦的生产劳动之余，读书不辍，传说鲁艺图书馆的借书卡片上，每一张都有她的名字。1946年至1949年，陈布文在东北从事文教工作，曾任李立三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到北京，先后在北京男五中、女四中执教，男五中任教期间，因出色的业绩被北京市教育局评为北京市特级教师。1954年，陈布文因兼职过多，积劳成疾，卧床八个月，其间因未去学校领薪水，提交的中医病假证明不合校方的规章制度，被当作“自动离职”处理，从此成为一名没有经济收入，没有公费医疗的家庭妇女，相夫教子，博览群书，思考写作，成为她的日常生活。文革狂飙中，陈布文与受难的张仃相濡以沫，以无微不至的亲情，先师的精神之光，挽留住他的生命，陪伴他经历艺术的蜕变与升华，自身亦浴火重生，她对历史的反思，曲折地表达在这一时期的家书中。之后云开日出，否极泰来，然岁月已无情损耗了她的健康，世风人心又与她的孤迥高洁日渐相违。1985年夏，一个偶然的发现，使她对人生不再留恋，卧床不食数月后，于12月8日凌晨平静辞世……

1941年秋，张仃（怀抱乔乔）与陈布文、萧军摄于延安文抗鲁迅研讨会门口。身后是张仃为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会创作的巨幅鲁迅肖像

奇异的审美时空错位

近来参与编校陈布文先生文集，有机会接触她的大量手稿，惊喜之情，难以言表，始知布莱希特所谓“为抽屉而写作”的意义与价值。岁月沧桑，劫后余生，文稿许多已残缺不全，经过整理，仍有二十余万字完整之作。手稿多以文气清逸的毛笔行楷，书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产的质地粗糙的方格稿纸上。稿纸上，依稀可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的大红圆戳，见证着那段荒诞的历史。

其实，早在进入“抽屉写作”状态之前，陈布文已在文坛崭露头角。在1956至1957年上半的“双百”时期，她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三篇作品：《假日》、《离婚》、《从朗诵诗谈起》，前两者是小说，后者为杂文。《假日》以虚实相间的艺术手法，描写两对新婚夫妻周末假日无法正常相聚的苦闷，呈现共和国初年如火如荼的日子里，文山会海、上级任务对基层文化干部私人生活空间的随意占用，大一统、体制化的生存方式导致日常生活的粗鄙化，庸俗化，单一化。小说以女性的视角，含蓄表达了对凌驾个人权利之上，无所不在、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的困惑与反感。《从朗诵诗谈起》对当时流行的，阉割艺术灵性的标准化、八股腔、明星式的诗歌朗诵，以及文艺界的不正之风，作了辛辣的讽刺。平心而论，无论就思想深度，还是就批判锋芒，这两篇作品绝不亚于“双百”时期绽放的其它作品（这些作品后来受到批判，作者因此多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以《重放的鲜花》之名集结出版）。那么，它们何以成为漏网之鱼？或许，这与陈布文没有“单位”有关？

陈布文笔下张仃

读陈布文的作品，笔者常为一种“时空错位”诧异，无论思想内涵还是审美格调，它们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貌合神离，与民国时期品位纯正的左翼文学倒是一脉相承。小资的题材，现实主义的手法，优雅节制的叙事态度，清逸质朴的文笔……，所有这些，使它们与“二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方针规范下的写作大异其趣。作者身处翻天覆地的新时代，却不受那个时代话语腔调的影响，可谓奇矣！

正是这种超越的气质及相应的审美感觉，使陈布文在自己的作品（不含个别表态性时文）中坚守艺术的底线，与亢奋夸饰的时代风尚保持着距离。——体现在艺术风格上，便是这种“审美时空错位”；宛如一片热闹喧哗中，一道清澈的山泉静静地流出，沁人心脾。

随笔《樱桃沟》（1960年）描写“我”与孩子友人夏日香山度假时，一次别有意趣的出游造访。此举缘起于：一个大资本家的遗孀，一个酷爱自然美，尤其喜欢香山，子女成群且已长大成人的淑妇杜小全，为晚年日子计，下嫁香山樱桃沟一位近届古稀的老花匠，由此引发“我”探究的兴味。出发之前“我”曾想：老花匠定是童颜鹤发，别有风貌，具有惊人的技艺，一见令人倾倒。到了那里才发现，这是一个真正平凡的老花匠：“秃顶，短短的白发在耳后簇生着，扁平的脸，轮廓是不规则的，穿了白粗布褂子，褪色的蓝布裤子，一个裤管卷着，光了脚。”——从这桩以樱桃沟世外桃源般山林美景为媒介的奇特婚姻中，作者探微烛幽，鞭辟入里——

或许说，杜小全是和樱桃沟结婚，更为恰当些。这个自幼养尊处优的妇人，在丈夫死了之后，子女们也各奔一方了，而资本主义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她过去的一切，现实与梦想，都必须做个了结，为自己暮年的蜗居，觅一理想所在。因为对大自然有了长年累月的情意，所以又来到樱桃沟，但四顾茫茫，驻足何处呢？

山野之中，唯有这个老花匠，在他简陋的小屋中，刚冒出人间的烟火，用“结婚”来取得自己委身于美丽的大自然怀抱的目的，对于阅历了种种沧桑之变的杜小全来说，那些拘于世俗之见的矛盾与困窘心情，是可以得到解脱的吧！

至于老花匠，已经年届古稀，对于爱的感受，也许，真的槁木死灰，是淡漠得很了，只是在山林的泉声与鸟语之中，多添一份人的声色行止，对于伶仃的衰老易病之人，总是好的。

所以，他们的“结婚”，是都经过深思熟虑的。

《樱桃沟》令人想起曾红极一时的散文名家杨朔的代表作《香山红叶》，它们写于同一时期，同样以香山为题材，但在立意、构思及格调上，差异之大，不可以道理计。《香山红叶》以美丽的香山红叶象征品德高尚、老当益壮、见多识广的香山导游，纵情讴歌新中国的翻身农民，《樱桃沟》则无意赞颂劳动人民的老花匠，也不刻意抨击寄生阶级的杜小全，其思路与价值判断，不违正常的人性与人情，显得真实自然。文章末尾峰回路转，将杜小全以婚姻为手段，实现“委身于美丽的大自然怀抱”的目的，上升到“习惯”（此亦人性之一）的高度来审视，可谓水到渠成，意味深长。这样的作品，在新中国十七年的文学时空中，不啻天外来客。

张仃笔下陈布文

​春天的来客

陈布文的“抽屉写作”中，有一篇特殊的奇文——《春天的来客》，它原本并非为抽屉而作，却一夜之间，成为“抽屉写作”的发端。

不足三千字的小说内涵丰富，通篇释放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氛围，真实显示了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中国文化界山雨欲来、柳暗花明的态势；其中透露的不祥之兆，一个月后悉数应验。

故事很简单：清明时节，乍暖还寒，正当“我”为院中的玉兰花迟迟不开而纳闷时，从事文学创作的友人俞捧着一把紫丁香拉响门铃，给“我”带来意外的欣喜。于是“我”向他请教开花的道理，俞热情解答时，不知不觉，就以花事影射起文事来：“除您的玉兰花不开之外，还有九十九种花在开的方面存在问题呢！”他的牢骚与不满，与“双百”方针雷声大、雨点小有关，对此，“我”亦有同感。

接下来，俞以沉重的语调，向“我”讲起最近在某市作调研时亲历的见闻。通过他的叙述，一个刀枪不入、不可一世的“左棍”形象，跃然纸上。

此“左棍”，某市宣传部副部长甲也。不可思议的是，身为中共文化干部，对党的“双百”方针可以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也许是超常的敌情观念与超常的斗争经历，使他嗅到了常人难以感知的政治气息，总之，当1957年初《人民日报》刊出陈其通等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这篇质疑“双百”过程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之文时，甲如获至宝，立即召开大会，亲自主持。会上，积极分子争先恐后上台发言，声称陈其通的文章敲响了警钟，若不立即战斗，一扫文坛鬼魅，就有亡国灭党之虞；百家争鸣，必须防范第一百零一家的反动家，百花齐放，必须防范第一百零一花的毒花。这种氛围下，会上不同的声音稍有表露，立即遭到打压，寡不敌众，销声匿迹。

之后，甲派亲信乙和丙去京城听指示，乙因过于兴奋，竟听岔了意思，将自己的主观愿望代替了中央的指示，匆匆赶回。听完汇报，甲底气大增，再开大会。这次他亲自作长篇宏论，言之凿凿，一口咬定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是中央授意写的，代表党的指示，然后矛头直指少数持异议者，抡开大棒，无限上纲，称他们“非但没有党性，可以说连人性都没有”。最后发布命令：对本年度全国期刊上发表的作品进行统计，追查所谓“灰色”、“黄色”之作。于是，“散会之后，党团积极分子，又开会布置，决定那些人去统计，那些人写文章，并且限定三天之内，将灰色的、黄色的作品统计数字，及其代表作品名单，编写好，呈报中宣部，中宣部一批准，即刻开火，围剿灰色作品与黄色作品，以保卫党的文化事业。”

读到这里，不禁令人悚然。一叶知秋，“极左”势力在新中国大地的深厚土壤，“宁左勿右”已然成为官场的一种游戏规则，并有一套严密的管控体系，尽在其中矣。

讽刺的是，丙又带回与乙相左的消息，使甲脸色大变。这一回，众人都要求丙传达毛主席的报告，“于是丙取出笔记本，照本宣读，无情无感的声调，不尴不尬的表情。”按理讲，这一次甲应当认个错，对广大群众有个交代，然而他没有；不但没有，反而倒打一耙。面对沉默的、怯懦的大多数，甲脸不改色心不跳，翻云覆雨，轻而易举再度控制住场面——

全场听毕，沉默，真正静极的沉默。

沉默又沉默。

终于甲开口了。他义正词严的说：“同志们，我们错了，我们的思想，落在实际后边了。毛主席的话说得对。然而，”他嗓子提高一倍说：“请问。难道不同意文件（即陈文）的人是对的吗？难道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竟比我们还高吗？嚇嚇……”他冷笑了几声，狠狠的抽几口烟说：“就算我们有一点左的教条主义吧，可是左，总是为了保卫党的事业，不过犯了一点急躁病而已，可是右，却是要出卖我们的事业，明白吗？同志们，要警惕，右的机会主义就在这个时候会来钻我们的空子！他们要扮着主角来登场！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这次大会的收获。会议再一次教训我们，随时随地警惕敌人，不管他化装得多么巧妙！”

俞讲到这里，脸色苍白，连声喊痛苦。“我”于是建议：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应当有人写。俞回答道：“写是有人写的，据说XX日报编辑曾经收到一篇精彩的稿子，按当地惯例，有涉及领导人的文章，是得先通过市委宣传部才能发，而那位甲，正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所以至今未见一字！”绝望之中，俞忽然想起自己的来意：原来今天是清明节，他是来邀“我”一起去谒鲁迅墓的。——“我想将紫丁香带去做献礼，可是他将花按下来，握住我的手说：‘不必，带我们的心去吧，鲁迅先生是什么都明白的！’”

小说结尾留下一线光明，作者肯定不会想到，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在上海的一次文化人聚会上，这样回答民主人士罗稷南“假如鲁迅还活着会怎么样”的大胆提问：“要么顾全大局，保持沉默，要么关在监狱里继续写。”

《春天的来客》作于1957年春，思路和格调，却与文革后的“反思文学”接近；其超前性，不只表现在对“极左”思想的大胆抨击，对“左棍”典型的生动刻画，更表现在对“宁左勿右”的内在逻辑、运作机制的剖示上，由此启发人们对误导历史、扭曲人性的“斗争哲学”、“不断革命”主义作出深刻的反思。

在1950年代的时空背景下，像《春天的来客》那样，对方兴未艾的“极左”现象作如此犀利的揭露，可谓凤毛麟角，奇之又奇！一股神异的力量，贯穿于字里行间。毫无疑问，它来自陈布文的精神导师鲁迅。其实，在叙事结构上，《春天的来客》与鲁迅《头发的故事》也有几分相近，后者通过前辈留日海归N关于头发的现身说法，直击历史的幽暗与荒诞，前者通过鲁迅精神子弟俞对“左棍”恶行的讲述，揭露“宁左勿右”官场规则的僵化、自私、狂悖、破坏性的本质。俞，无疑是“我”的同类，或者就是“我”的分身，在客主叙谈、娓娓道来的过程中，作者不经意间，碰触到一个久违的“启蒙”主题，——在新中国十七年的文学时空中，可谓空谷足音。

激荡于先知心灵之光

陈布文的“抽屉写作”始于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个中原因众所周知，不必细表。值得追问的是，在没有读者，无人喝彩亦无人批评，更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陈布文何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持之以恒地守护这种写作？1962年5月14日陈布文记下的感言，给人以启示——

我应当明白我具有良好的条件，在今天要找到一个像我这样有时间可以自由运用的人，而且已经具备了其他方面的一切修养和认识的，实在太少了。当我的热情还在，当我还这么敏感，这么爱着真善美的生活，这么为不朽的艺术而激动的时候，就足以证明我还有才华与写作的潜力。

我尊敬的伟大的先师们早已逝去，他们散居在古今中外各个我所不知道的地方，但他们的心灵却与我如此接近，他们简直就在我身边，并且亲口在告诉我那些故事，——故事只是零散组合的物质，而主要的，给予这些故事以永久的生命的，是作家伟大心灵的光，不是文学的故事有永久性，而是作家的伟大的心灵不朽，永生。

我不能悄悄离去这个人世，我要留下我的语言，我的躯体可以消失，但我的心灵必须永生！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陈布文“抽屉写作”的动力，来自于坚定的信念，丰沛的才华，内在的自信与超常的定力；因为与伟大的先师——那些屹立于时代潮流从不东倒西歪的伟大先师，心心念念同在一处，陈布文不会感到寂寞，感到孤独，更不会在意一切世俗的回报。

大浪淘沙，泡沫退去之后，留下美丽的贝壳。毋须讳言，陈布文的创作同样受到时代潮流的制约，其中有些作品今天读来已平淡无奇，只有放回那个时空语境，才显出不同寻常，但其中的精品，却一超直入艺术堂奥，即使以今天的标准，依然熠熠生辉，如《春天的来客》、《假日》、《从朗诵诗谈起》、《桃花坞剧社》、《青云里》、《不见黄河心不死》、《五姊妹》、《樱桃沟》、《童年记忆》、《在S城》、《到南京去》……

在《童年记忆》、《在S城》里，作者以自传的文体，叙述孤儿的“我”的童年记忆以及由乡村到城市的传奇经历，由此人们可以领略天才的根苗如何成长，以及种种常人不易理解的异秉奇行。陈布文后来的人生归宿，“抽屉作者”的坎坷命运，或许此时已奠定。《在S城》叙述年仅七岁的“我”从纯朴的乡村移居繁华的S城，过寄人篱下的生活。这位天性敏感、孤独自尊的小女孩，以陌生、怀疑甚至被迫害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一切，令人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小说最后，作者向先师鲁迅发出深情告白——

我至敬挚爱的先师啊，你是圣人，你是英雄，你是一切真美善的代表！你是痛苦的化身，你因为爱世人太深了，所以受着最大的屈辱与最深的痛苦。

自从我接受了你的作品，我的心灵再不孤寂，我才能够在恶浊的泥沼中屹立起来，我的心病才有了药，我的灵魂才有了光，在我脆弱之极的躯体里，才有了坚强不朽的意志的力量！

鲁迅先师啊，在你的面前我是微小的，如一棵禾谷在太阳光下，但因为植根于这苦难的大地，我同样也遭到虫灾、旱灾、火灾，暴风雨和电雷的袭击。在我细小的枝条上布满了创痕。如果我低低地垂下了头，不光因为谷粒饱满了，而是我空虚的茎秆上创口在流血，而使我痛楚不已……。

这番啼血之鸣，令人再次想起毛泽东对民主人士罗稷南的提问——“假如鲁迅还活着会怎么样”的坦率回答，一种生命不堪承受的历史沉重感，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凉，涌上心头……

谨以此文纪念陈布文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原载《明报月刊》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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