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于洋：好作品不仅映射时代_更能融于时代_新兴木刻--主题-社会-木刻

当下的艺术创作如何面对时代、反映时代，展现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与社会民众的精神面貌，是今天的文艺

当下的艺术创作如何面对时代、反映时代，展现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与社会民众的精神面貌，是今天的文艺创作共同面临的课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所指出的，“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成为文艺创作展现时代画卷的重中之重。

对于艺术创作而言，时代精神的呈现内容，应是具体的、能引起共鸣的、有温度的。从某种角度上，优秀的艺术作品不仅能映射时代，更能融于时代，甚至直接成为“时代”的一部分。回看20世纪的文艺创作，有多少优秀作品自然生长于民众之中，并以近距离的视角、热切的激情呈现吾土吾民的民族大义与日常生活。八十余年前，抗战初期的木刻版画、街头活剧曾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缩影。

新兴木刻从诞生那天起，便和民族解放事业紧密相关，与民众命运血肉相连，当时美国《时代》《生活》《幸福》三份期刊曾以十余个版面篇幅报道中国抗战木刻的情况，主题为“木刻帮助中国人民战斗”。同样在上世纪30年代，大批戏剧家离开大城市、走下大舞台，编写了诸多短小的街头剧、茶馆剧、活报剧，在街肆茶馆、田间地头演出，动员民众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起到了极好的宣教作用。其中影响最大、演出场次最多，被司徒乔、徐悲鸿等画家多次搬上画面的《放下你的鞭子》，成为几代人心中难以磨灭的时代印迹。

中央美术学院青年学生在校园美术馆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以肢体造型语言演绎了经典作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胜利渡长江》

这些作品都有相近的特点，都是以看似不经意、不造作的语境与形式，独特而精湛的艺术语言，通过个体视角、以小见大地展现时代洪流的波澜壮阔。与抗战时期的街头活剧相应和的，在和平盛世的新时代如何以接地气、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展现时代精神呢？前不久，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的一系列快闪歌舞活动，就曾引发热议和好评。如中央美术学院青年学生在校园美术馆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以肢体造型语言演绎了经典作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胜利渡长江》，用具有造型艺术专业特色的方式，致敬前辈先生坚持与时代同行、为国家民族献身的精神。在广场、街市、机场与车间等其他更多的场境，在70年国庆即将来临之际，以发自民间、即景感兴的方式歌唱祖国、赞咏时代，引发了很多人的感动和共鸣。

由此可见，表现大时代的个体艺术创作，也不一定非要以正襟危坐、庄严沉重的姿态，轻松自然、自下而上地呈现某种集体情感，往往可能会得到更为强烈的艺术共鸣。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注重时代性的表现与重视自我个性抒怀并不矛盾，甚至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主题性美术创作亦可作如是观，其以艺术的本体性与社会性、精英性与大众性作为永恒的双重特性，正如阿尔多诺在《美学理论》中所说，“艺术的本质是双重的：一面它摆脱经验现实和效果网络即社会，另一面它又属于社会现实，属于这个社会网络，于是直接显示出特殊的美学现象；它最终自然地是审美的，同时又是社会现象的。”而“这种双重性格不断分布到它的自主性的整个区域”。

在具体创作中，主题性美术创作有其特定的艺术规律和技术难度，也来自于主题表现的多重要求。以艺术美学的观点要求这种主题性美术创作，必须从最基本的艺术特性上来考察作品，即从艺术的想象性、假定性、人物造型与情节叙事的丰富性、生动的表现力以及艺术语言的力度、思路构想的恰当等等方面要求创作对象，而不能因为它是“主题性”的而降低艺术评价标准。

与此同时，一件成功的主题性美术作品，不仅其所描绘的人物、场景、事件要在相当程度上符合历史叙事与社会叙事，而且它所表达的思想也要具有相当的历史思考和现实针对性。而表现历史与现实题材的美术作品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应能够体现民族精神和艺术家本身对社会的个体思考。主题的宏大特质与现实的生动性，往往需要通过艺术家对于表现对象和现实生活的真切体察，做出个性化的构思和表现。

正如美学家苏珊·朗格所言，“艺术家表现的绝不是他自己的真实的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以美术创作表达社会时代，也有赖于艺术形式与主题内容共同达成的文化意趣与精神境界的升华，最终指向一种普适性、共鸣性的审美表达效果。期待更多闳阔而不空洞、深刻而接地气的艺术作品，共同书写时代、记录时代、建构时代。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该文发表于《中国美术报》201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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