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佟玉洁：艺术抄袭•盗亦有道•跪着生长——奴性人格的国民根性解析与批判_艺术抄袭--跪着-西尔-盗亦有道

岳敏君《跪》雕塑2007记得看过一个传教士写的文章，讲的是19世纪末，一些英国传教士从广州口岸进入

岳敏君《跪》雕塑 2007

记得看过一个传教士写的文章，讲的是19世纪末，一些英国传教士从广州口岸进入中国，雇了中国厨师炖几只鸡给传教士们吃，结果烧熟的鸡端上来以后发现没有腿。传教士问厨师，这些鸡是天上的飞还是地上的走？厨师说是地上的走。传教士说，腿哪儿去了？厨师回到厨房把藏起来的所有鸡腿都端了出来……传教士评价中国厨师为既狡猾又憨厚。这里提到的狡猾与憨厚，前者指出了中国厨师身份职业便利的偷窃行为，后者是指在众目睽睽之下还原了中国厨师偷窃行为主体认知的完善机制，结果是“皆大欢喜”。然而却让国人背负着“偷鸡阴谋论”的破产记录。那么中国厨师为什么要偷窃鸡腿呢？从厨师的职业角度上来讲，烹饪过程中离不开食材的触觉、视觉和味觉的参与。就量化而言，如果是品而食之且量少，不算窃；如果是藏而食之且量大，便是窃。令人遗憾的是厨师利用职业的便利偷走了所有的“鸡腿”，同时又公开了偷窃行为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厨师“偷鸡腿”的事件也可称为“盗也亦道”的一种“狡猾”与“憨厚”。尽管教士与厨师之间没有文本的法律契约，但是彼此信任的承诺是前提。实际上，传教士与厨师之间是象征契约义务的执行者与被执行者的关系，二者之间的等价交换完成了资本的一般运作，形同象征性的法律合约。但是厨师偷窃行为的意外发生，不仅毁灭了传教士与厨师之间彼此信任的资本人格的意义，同时也破坏了资本等价交换的平等关系，让厨师处在一种被鄙视、被斥责的奴性人格的窃贼角色上。这个被传教士视为狡猾与憨厚的中国厨师，完成了“盗也亦道”的奴性人格塑造的最后定义。进入20世纪以后，国民性格中的狡猾依旧，憨厚已无了。这种狡猾辐射的领域更加广泛，比如“盗也亦道”的“艺术抄袭”……

清代国民图

抄袭如同窃贼，是为反伦理人格的偷盗行为的终极诠释者。在艺术领域里，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准契约的伦理关系。彼此之间依赖伦理人格的自律和他律来维持人权的基本尊严。一旦出现抄袭者，不仅冒犯了伦理人格，同时也侵犯了知识产权。在今天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中，行业信息获得的便利和伦理践踏的便捷，不仅成就了“中国厨师”式的一种“盗也亦道”的文化理念，而且也成为了各种职业生存的一种悖论。其中，“艺术抄袭”的野蛮生长，却是一道绕不开的中国式“盗亦有道”的文化景观。2019年年初爆出的中国最大公案“叶永青抄袭事件”，令人世人震惊、愕然！我更愿意把这起“艺术抄袭”事件视为“盗亦有道”，“跪着生长”的一种“奴性人格”的文化形态。2019年初比利时艺术家克里斯蒂安·西尔万在一次国家电视台做访谈时，将自己与中国艺术家叶永青的作品在时间节点和图像元素做以对比，指出艺术家叶永青抄袭了他的作品有30年。在克里斯蒂安·西尔万的曝光中强调，自己作品中经常使用的鸟、书本、笼子、数码、大叉或圆圈的图形等符号，属于自己独有的审美趣味，却被叶永青完全地抄袭了。成为叶永青作品的主要元素。叶永青靠窃取他人的成果来伪装自己的“作品”30年，抄袭时间的跨度令人吃惊，岂不是在克里斯蒂安·西尔万作品的阴影里“跪着生长”了30年吗？如果说“艺术抄袭”是一种违反伦理的机械复制，那么“盗亦有道”则是窃贼心理的国民劣根表现，而“跪着生长”无疑是一种奴性人格的拙劣再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抄袭他人既如同打劫的窃贼，也形同跪着的奴才。从“盗亦有道”的“艺术抄袭”，再到“跪着生长”的“奴性人格”的最后呈现，不仅伤害了他人，同时也失去或者了戕害了自我。那么为什么今天的国人还要选择从“盗亦有道”的“艺术抄袭”，再到“奴性人格”的“跪着生长”呢？如同中国厨师“盗亦有道”的“狡猾”，同行业的职业敏感与便利，成为叶永青的艺术抄袭事件的理由，同时变成叶永青式的“盗亦有道”一种“狡猾”，并且为我们提供的关于解读艺术抄袭的一种视角。

《抄袭的艺术-1-2》为文章截图 2019

2019年3月比利时《德尚杂志》对艺术家克里斯蒂安·西尔万进行了采访。西尔万指出，第一次看到叶永青抄袭自己的作品是在1996年德国波恩当代艺术展上，在西尔万基金会的质疑声中下架了叶永青的作品；第二次看到叶永青抄袭自己的作品是在几年后的伦敦有一个叶永青的个展，在西尔万的法国代理商的干预中叫停了；2019年，西尔万第三次看到叶永青抄袭自己的作品，并再次出现在德国波恩的一个展览上，此时西尔万选择了向比利时媒体曝光叶永青抄袭事件……。1为什么叶永青在多次遭遇西尔万质疑抄袭和下架展览的尴尬中，仍然不放弃继续抄袭呢？叶永青在抄袭事件曝光后，回答克里斯蒂安·西尔万说了一句：“我受其影响至深”便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叶永青所说的“我受其影响至深”是一个被动式，那么“影响” 又如何解读呢？是“借鉴”？“挪用”？还是“抄袭”？如果是借鉴，古今艺术创作方法相似都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是挪用，艺术作品生成的观念语境一定是自己的；如果是抄袭，将他者的艺术作品主体复制，成为自己作品的欺名盗世行为是不可取的。叶永青所谓的“影响”表面看起来有多种可能的发生，但是被艺术家西尔万认定叶永青抄袭了自己的作品30年。

事实表明，叶永青一些作品与西尔万作品高度的相似或者重合，被叶永青解读为“我受其影响至深”，正是叶永青“盗亦有道”的一种狡猾：一方面承认了自己的作品与克里斯蒂安·西尔万有关，一方面不承认自己有“剽窃嫌疑”，拒不道歉。叶永青面对自己的抄袭行为的认知暧昧与逃离的反应，本身具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客观上让自己成为“盗亦有道”的批判的对象。其实，对“盗亦有道”国民根性的批判已有千年的历史了。春秋时期有一个名为跖的盗者，表达自己的一种批评态度。他说：“你往门里一看，就能知道屋中财物的有多少，这叫圣；接下来带头冲进去，就是勇；最后一个出屋保护大家的，就是义；酌情判断是否下手，就是智；分赃均匀，就是仁。这五样能力不具备而成大盗者，天下是没有的。” 2在盗跖的眼里，从“窥视财物”、“置身其中”到“下手分赃”，使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成为“大盗”基础，也被称为读书人的窃取者“盗儒”。在盗跖看来，盗儒“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盗跖说“儒盗”时有个关键词，“被服儒雅”，这是盗跖批判“盗儒”的要害。艺术抄袭者叶永青面对抄袭的对象克里斯蒂安·西尔万道出的一句话：“我受其影响至深”显得颇为儒雅，然而这是一种“被服儒雅”尴尬，因为他显示了叶永青成为抄袭者的发展与渐进的历史事实。二十世纪的80年代改革的国门已打开了，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叶永青是活跃在85’美术时期艺术家，此时的叶永青的作品带有强烈地西方艺术模仿的痕迹，如叶永青在1989年的作品《沉思》，画面主体人物的面部塑造是毕加索符号化的艺术风格。到了二十一世纪，叶永青在给史学家巫鸿的文章说，“不想走在老路上，不想回到老地方”。此时叶永青的画风大变，这个时期的作品和克里斯蒂安·西尔万的相似程度超过了以往，同时也成为了各个画廊和拍卖会上炙手可热的艺术家。克里斯蒂安·西尔万作品中的经常使用的鸟、书本、笼子、数码、大叉或圆圈的图形等符号，反复地出现在叶永青作品中，不仅成为叶永青作品的重要标识，同时也成叶永青艺术抄袭门的世界性丑闻的证据。如果说中国厨师“偷鸡门”利用了职业便利的“窃取”与“退还”的生成机制，变成“盗也有道”的一种形式，那么叶永青只有“抄袭”而无“道歉”的信任危机，变成叶永青“盗也有道”的一种“狡猾”，这不是叶永青的一句话“我受其影响至深”就能为自己洗白的。叶永青从西方艺术模仿到抄袭，同样经历了盗跖所描述的“盗儒品质”中“窥视财物”、“置身其中”到“下手分赃”的过程，成为令国人蒙羞、愤懑的“艺术大盗”。

在比利时艺术家克里斯蒂安·西尔万面前，叶永青利用自己“盗亦有道”中国厨师式的狡猾，借职业的便利与敏感，将自己的艺术的抄袭行为，视为对西尔万作品的一种回应与表白：“我受其影响至深”。按照西尔万的话说，这个“影响”的结果也是叶永青“艺术抄袭”30年的结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八尺男儿的叶永青为什么情愿背负盗窃之名，让骨子里的“盗亦有道”成为自己“跪着生长”的理由与结局，成为行走世界艺术的江湖大盗？令人细思极恐。盗者如窃者，中国传统文化环境滋生了这样一种非主流的跪着生长的奴性人格的窃贼，其被动意义在于主体地位低下，如同膝盖行走的奴才，同时也是封建统治阶级打压的对象。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制度设计中，儒家的“三纲五常”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纲领，其中“三纲”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的尊卑政治伦理秩序，由“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来维护，体现出了封建式的等级森严的政治秩序与道德自律。虽然盗跖可以和儒家“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嬉笑怒骂，但是儒家的“三纲五常”的权力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无法撼动。处在权力末端的子民们，仰慕权力并受制于权力的压迫，则以扭曲的人格成为跪着生长的一种文化现象。其中，臣服于权力的顶礼膜拜，接受了让自己成为一个跪着生长的奴性对象。事实上，处在皇权、夫权和夫权的权力机制末端中的子民们，跪着生长是唯一的出路。即便是在中国的汉字系统内，文字造字的表意功能以及表意功能的延伸，都给“跪着生长”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如汉字中的“女”，造字初期的表意为跪着的女性，代表母系社会女性日常劳作的功能。到了春秋时期，“女”字的表意功能外延扩大。“女”字假借为了“你”字，此时“女”字第二人称的谦卑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的尊重。作为“跪着生长”出来的“女”字，三个叠到一起便是带有贬义的“姦”字。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的“弃德崇姦，祸之大者也”。3“姦”被视为罪恶、虚伪狡诈、淫乱私通的一种诠释。“姦”也为“奸”的古体字。从“姦”到“奸”的汉字象形功能的视觉特征来看，除了保留生物性别的“女”字初期的表意功能，同时也增加了它文化延伸之后更加丑陋的内涵。似乎，“姦”字是个“跪着生长”的流氓强盗。千年封建历史不仅造就了“跪着生长”的国民性格，而且渗入文化基因里的流氓大盗意识让“跪着生长”成为难以终结的宿命。叶永青对“跪着生长”的行为想象有着特殊的情结，并且从一个“权力的仰慕者”（西方艺术的模仿和抄袭者）成为一个“权力的主宰者”（2018年叶永青曾获得某“艺术权力榜”的艺术家）。叶永青非常懂得权力的置换，在历经了从权力仰慕之后，让权力主宰的意识为自己的“跪着生长”平添了一份霸气。叶永青曾在接受鲁豫的一次采访中说：“今天，那些当年被我苦苦哀求买过作品的这些人，他们现在跪在我的面前，给我磕个头我也受得起，他们发大财了……”4在叶永青的眼中，从事艺术市场买卖的人收益颇丰，不管这个“作品”是否属于艺术抄袭，受益者的“跪着磕头”就能“发了大财”的现实情境，同样适合于作为“艺术抄袭”者叶永青本人，并为叶永青艺术的膝盖行走留下了道德缺失的痕迹，同时也蒙蔽了中国艺术界的同行们。所以用“盗亦有道”与“跪着生长”阐释叶永青“艺术抄袭”的双重人格，可以发现奴性文化中的国民多重人格是如何形成的。今天，“艺术抄袭”事件范围之广，涉及之深，似乎已经成为今天中国艺术生产的一种常态了。当我们把“艺术抄袭”视为“跪着生长”、“奴性人格”的文化形态，不仅有其历史的原因，也有其现代的成因。

汉代跪着的女俑

岳敏君《弯曲的维度》雕塑 2013

一跪权力，二跪金钱，既是国人的历史观，也是国人的现代观。某种程度上，权力就是金钱，反之亦然。2017年，叶永青在鲁豫的采访中道出一句话：“钱是春药”5，这句话是对外交家基辛格“权力是春药”的一种模仿。深谐权力与金钱关系的叶永青，演绎了2019年艺术抄袭事件的国人最恶俗的文化景观，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现代中国的一个角度。我们都知道，屈膝下跪和自嘲傻笑是艺术家岳敏君艺术作品的经典符号之一。美国《时代周刊》说：“如果你认为中国与这个世界的现状和未来息息相关，那这位艺术家（岳敏君）就是描绘出中国的人。”这个外媒将艺术家个体的作品符号，转译为当今以及未来国民集体人格的评价令人唏嘘。但是“跪文化”是有着他深厚的文化土壤。从中国早期具有巫术色彩的“叩拜”，继而成为“三跪九叩”封建社会礼仪。如果说，一个跪天、跪地、跪帝王、跪父母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信仰，那么处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现代生活中的拜金主义物欲横流，跪权力、跪金钱则是中国现代文化畸形的价值信仰。当权力与金钱是唯一价值信仰，无论用膝盖驻足还是行走，“跪着生长”依然是现实生活最真实、最恶俗的一种回应。中国艺术抄袭，便代表了现代生活的权利与金钱作为一种信仰的警示。当叶永青艺术抄袭的作品市场不断地攀升，让叶永青权利与金钱的价值与信仰观迅速膨胀，并发出了“跪下磕头”就能“发大财”的理念。事实上，只有习惯了膝盖驻足或者行走的人，才能认可“跪下磕头”就能“发大财了”这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贪婪无度与不知羞耻的行径。今天，全球化的信息获得的便利，为艺术抄袭提供了条件。叶永青的艺术抄袭事件并非个别现象，却留下了值得深思的社会现实的问题：想发大财就可以抄袭，可以剽窃……加上社会环境的暧昧，客观上纵容了“艺术剽窃”的行径。

令人困惑与惊奇的是，艺术抄袭者以教师身份之多，令国人蒙羞。事实上，教育是抄袭者产生的重要环境之一。纵观全国，抄袭何止是艺术？一个青年教师曾对我说，由于每年的论文发表纳入了教学考核任务，并与自己的工资挂钩，她所在的一个系的老师集体“抄袭”。不能不说，抄袭是今天中国教育与教育环境饱受质疑的诟病。“抄袭”作为“跪着生长”的理由，教师尚且如此，那么学生呢？学生的学生呢？历史性的承袭只能让自己的民族走向毁灭。事实上，拜金主义不仅是今天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中国扭曲的价值信仰，也是资本高度发展的世界性贪婪的一种价值表现。即便是西尔万发出的质疑与禁止声音也很难奏效。西尔万无不伤感地说：“一个大型拍卖会的欧洲负责人曾经表示，他理解我的挫败感，但是叶永青的作品卖得非常好，已经达到惊人的高价……利润的诱惑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选择闭上眼睛视而不见。”6正好回应了叶永青“钱是春药”一种伦理与资本人格扭曲的价值观。当西尔万的遭遇人性欺诈以及窃取之恶成为世界性的的通病，也就不难理解叶永青的艺术抄袭行为不会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一定是人类文明史上记载的“跪着生长”最丑陋的一个艺术大盗。

本文提到的几个关键词：“艺术抄袭”、“盗也有道”“跪着生长”和“奴性人格”，互文性的指涉，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盗亦有道的历史性的生成，与艺术抄袭现代性的纵容，让每一个抄袭者的精神坍塌，跪着行乞成就了作为奴性人格生长的资本扭曲的世界性格局。叶永青抄袭事件让我们看到其双重人格，既让自己“跪着生长”在比利时艺术家西尔万的作品下，同时也希望艺术同行和藏家、拍卖行们，“跪着磕头”在自己的欺诈行为中。相比之下，比利时艺术家西尔万则更坦荡与文明。在西尔万曝光了叶永青艺术抄袭事件之后有两点希望：“一是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冠以自己的名字而不是别人的名字；二是希望所有的画廊和拍卖行，包括欧洲的画廊和拍卖行停止售卖叶永青涉嫌抄袭自己作品的作品。他自己本人只想过回自己清静的生活。”7世界没有第二个比利时艺术家克里斯蒂安·西尔万，同时也不应有第二个艺术抄袭者叶永青。尽管艺术家人格有高低之分，善恶之别，原创与窃取的博弈在全球化的今天仍然凸显。但是今天的中国，不是“三纲五常”的封建时代了，把唯一的生存权力交给了“跪着生长”在政治伦理尊卑秩序中的“奴性人格”塑造上，把自己的生存智商留给为“窃取鸡腿”的一种厨师似的“狡猾品质”上。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快速传递的今天，反思、反省自己的文化弊端十分重要。希望抄袭剽窃不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方案，也不是每一个中国人“盗亦有道”的生存方式，更不是每一个中国人“跪着生长”的生存结果。

2019年6月

参考文献

1林春梅：“西尔万独家访谈：抄袭与否自有公论，不会与叶永青和解”《比利时德尚杂志》2019年3月19日。（网络）

2、《吕氏春秋·冬仲记·当务》：“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能成为大盗者，天下无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261页。

3、《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75页。

4、《凤凰传媒·鲁豫有约》：“昆明艺术行——访谈叶永青” 2017（腾讯视频）

5、《凤凰传媒·鲁豫有约》：“昆明艺术行——访谈叶永青” 2017（腾讯视频）

6、《抄袭的艺术》：“中国艺术圈著名老炮被比利时艺术家指责抄袭30年”，2019年2月27日（网络）。

7、林春梅：“西尔万独家访谈：抄袭与否自有公论，不会与叶永青和解”《比利时德尚杂志》2019年3月19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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