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融汇东西_|_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徐悲鸿_康有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康有为-改良-欧洲

编辑：杨晓萌来源：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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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与蒋碧薇在法国徐悲鸿，1895—1953年，毕业于巴黎国立美术学校，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

徐悲鸿与蒋碧薇在法国

徐悲鸿，1895—1953年，毕业于巴黎国立美术学校，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他被尊称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

徐悲鸿，原名徐寿康，出生于江苏宜兴屺亭镇。父徐达章，有子女6人，徐悲鸿为长子。他6岁随父习诗文、作画，10岁能诗能画并随父以书画外出谋生。徐悲鸿17岁娶妻生子，名劫生。两年后父病故，妻病亡，子劫生因天花亦夭折，遂将自己的名字徐寿康改为徐悲鸿。

油画徐达章先生像（1928）

徐达章给徐悲鸿的启蒙教育，对徐悲鸿日后成为影响中国美术史的一代大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徐悲鸿在“自述”中谈及徐达章，“生有异秉，穆然而敬，温然而和，观察精微，会心造物”。回忆文字之中饱含真挚的父子情，这种挚爱之情中亦有他对父亲画艺和人品的敬佩。在徐悲鸿成长时期，父亲占有很重的分量，他在后来的追忆中多次表达了对父亲的怀念。

法国归来之后，他曾凭借儿时的记忆画了一幅徐达章的油画肖像，可以想象在绘制的过程中，他的每一笔触都是在追寻父亲生前的场景，都是在努力呈现蕴藏在心中的挚爱与尊敬。

国画松阴课子图（1905）

徐悲鸿于1934年赴欧洲筹办画展，在画展上，他展出了珍藏的父亲所绘《松阴课子图》，这幅作品虽属于中国传统题材，但对徐悲鸿则更具现实意义，因为它传达了柔情孝道的传统美德，同时体现了徐达章对艺术的领悟和精湛的绘画技艺。这些都深深印在徐悲鸿的脑海里，是父亲对他的馈赠，于艺术，于人生，徐悲鸿几十年都从未割舍。

徐达章既重视徐悲鸿的国学修养与人格修养，又着意于艺术启蒙，发掘其绘画天赋，激发其艺术创作热情，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其生命轨迹。康有为、蔡元培、傅增湘等在徐悲鸿的艺术之路上都曾助其一臂之力，他们与徐达章共同成就了一位伟大艺术家。当时社会的文化精英对艺术人才的珍视和对危难中民族艺术发展的忧虑深深影响着徐悲鸿，开阔了其艺术视野。其中对徐悲鸿思想启蒙、命运转机尤为重要的人是康有为。

康有为收藏的碑帖和古画，令徐悲鸿大开眼界。同时，康有为对中国传统书法、绘画的变革思想也强烈地影响了徐悲鸿，使其绘画从重传统的笔墨形式转向了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风格。对有着远大抱负的徐悲鸿来说，正是康有为为他指出了一条新的艺术探寻之路，从此他的绘画创作与艺术思考，才真正具有了历史的使命感。曾经由于欧洲的战事和经济的原因，徐悲鸿计划的欧洲之行被迫搁置，康有为特为其联系赴日本事宜，并赠横幅题额《写生入神》为徐悲鸿送行，旁注小字“悲鸿仁弟于画天才也”以鼓励。

徐悲鸿在日本接触了大量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印刷品，这使他赴法国求学的决心更为坚定了。

油画康有为（1922）

徐悲鸿非常感念这份知遇之恩，在从法国留学归来后的1926年，他为康有为绘制了一幅油画肖像，这件作品至今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徐悲鸿在这件作品中将西方的写实技法与中国画的写意笔触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为康有为传神之写照。徐悲鸿对这种绘画语言的运用，不仅是对康有为一贯坚持的对中国画改良倡导的呼应，更是自己艺术主张的体现。可以说，徐悲鸿不仅在以艺术家的方式回报恩师，更在绘画创作上践行康有为的改良精神。

20世纪将德国教育理念引入中国，并提倡美育之价值的蔡元培，同样是徐悲鸿艺术道路上的重要人物。当时主持北京大学校务的蔡元培对徐悲鸿的才华颇为赏识，特别聘请其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导师。对一个没有任何文凭且从乡村走出来的艺术家而言，能进入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并承担重要工作，实为奢望，但正是蔡元培兼收并蓄、任人唯贤的指导思想，成就了当时学术界、教育界的诸多佳话。在北京大学时期，徐悲鸿深受当时文化改良思潮的影响，发表了《中国画改良论》一文，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可见其国画改良的思想已经初步成熟。其间于徐悲鸿尤为重要的是“五四”时期北京的文化氛围及其交游圈，这些都对其艺术思想与现实中国的结合有重要影响，其艺术视野扩展于东西方文化语境，其艺术主张倾向于民族文化之改良。

1918年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师生合影

在北京当时浓厚的文化革新氛围的影响下，徐悲鸿赴欧洲求学的愿望也日渐迫切。对一个刚刚起步的艺术青年而言，徐悲鸿只能选择官派出国的途径，而此时决定其命运的，是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徐悲鸿初次拜访傅增湘，是通过康有为的介绍信，后由罗瘿公引荐。徐悲鸿对傅增湘之名早有耳闻，但傅增湘对徐悲鸿却一无所知。

傅增湘赞赏徐悲鸿的画并给予了鼓励。对徐悲鸿出国留学一事，傅增湘告知待欧洲战事结束会给他机会，让徐悲鸿留在北京等候。这期间出现了一个插曲，据蒋碧微回忆，当徐悲鸿得知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朱家骅启程赴欧洲时，马上去质问傅增湘，傅增湘劝他不要着急，再等一等。身为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对此当然不快，但并未放在心上，事后蔡元培和罗瘿公也出面为徐悲鸿说情。

后来的事实说明，傅增湘是从大局出发，秉公办事，把徐悲鸿列入第二批赴法国留学的名单中，这是他力所能及的帮助；傅增湘又是爱才的，他不会因为一个青年的年轻气盛而怀怨在心，以致让国家失去了可塑之才。但对徐悲鸿而言，他也为自己的鲁莽行事而深感愧疚，他将傅增湘的知遇之恩铭记于心。

油画傅增湘（1935）

1919年3月徐悲鸿赴法国留学，16年后，徐悲鸿专程北上看望傅增湘。据傅增湘《藏园游记》所载，徐悲鸿花了6天的时间，为傅增湘绘制油画肖像。

1927年，徐悲鸿学成回国。此时他怀着饱满的艺术激情和宏远的艺术理想，要将在欧洲所感受到的西方油画史诗般恢宏的气势与中国画结合，他要通过手中的画笔尽情展现其出国前树立的改良中国画的理想。此时的徐悲鸿已不是旧日的他，八年西方艺术的洗礼和对中国画继承与改良思想的不断深化，凝铸成其强大的自信力，一种对民族艺术发展的自信力。他将这种激情倾注于创作中，展现在其历时两年完成的巨幅油画作品《田横五百士》中，取材于《史记》中的一个历史故事。作品展现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悲壮场面，以此刻画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的气魄。这部呕心沥血之作成为徐悲鸿油画创作的一部扛鼎之作。徐悲鸿运用西洋的油画技法，叙述了一个中国历史故事，意在观照社会现实，展现民族危难时期国人的铮铮铁骨，其中饱含了徐悲鸿对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讴歌，鲜明的艺术特色展现了徐悲鸿对中国画改良所作出的努力和探索。

在20世纪的中国艺术史上，徐悲鸿的出现绝非偶然，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文化精英相近的成长足迹。国难当头、时代交替赋予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民族使命感，也赋予了他们文化救国的强烈责任感。他们重视学者、艺术家的才华，兼容并蓄，融贯中西，以民族精神来砥砺自我，资助学人，奖掖后生。在此种意义上，作为艺术家的徐悲鸿，其精神足迹既有丰富而曲折的个性色彩，也折射出新的文化使命担当者的耀眼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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