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黄河民间艺术考察采风，我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艺术从来没有为艺术的艺术，艺术永远直对着的是真诚的生存心灵。艺术的背后永远是人，是溶于天地之间的朴素之人。十几年的黄河行我面天对地，寻找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的朴素人性，我的一切创造也正是从这个溶进了天地之气的人性基点上开始的。
1983年在河北衡水武强考察年画现状
1988年冬天随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杨先让先生考察黄河流域的民间美术
1989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读研究生时期的照片
1989年作者研究生时期制作《空间·吉祥之光》剪纸装置时的工作照
中国这个具有漫长农耕文化历史的国度，大自然制约并赋予了人性太多的东西。对自然和土地的依恋，使我们的人性和生存方式中承继下许多早期农耕文化的品质，实际上当人类开始跨入一个新的世纪之时，我们许多偏远、封闭的乡村仍然生活在一种口头文学的时代。在陕北，我访问了许多著名的民间剪花老婆婆，看这些七八十岁剪花娘子们盘坐在土炕上用生锈的大剪刀剪花，她们那明心见性的安详与清澈，透射出中国农耕文化回光返照之中的朴素之光，我的心灵也沐浴在这纯净朴素的境地里。
在陕北，我迷恋上了那里的门帘。那是当地的乡村妇女用碎布制作的棉布门帘。我实在为她们那朴素自由的创造而感动。一个村子里家家窑洞的门帘像是变化着无限的“九宫”，象一幅幅鲜艳夺目而又十分现代的“作品”，在一抹蓝天、一片黄土之中显得格外的新奇而又神气。
那些门帘就是“九宫”。
《盐河上的萨尔斯堡》 80厘米×110厘米 2006年
“九宫”不仅是中华民族古老的符号，也是人类共同的符号。从故宫建筑里的方格木顶棚到藏族的唐卡、印度佛教中的曼陀罗，从澳洲原始的岩画艺术到欧洲早期的宗教圣像画。“九宫”不仅是人类一种古老的神圣，也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恒定的文化原型，“九宫”象一种古老神秘的基因，深入而又广泛地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从罗马古城里的马赛克地面镶嵌，到象棋棋盘；从中国古代的方格砖墙；到今天陕北乡村用碎花方块布拼制的棉布门帘，以及现代家装里各式色彩釉面的方格地砖。“九宫”有无数的变体，无尽的“九宫”已成为我们文明生活中司空见惯,无人再去追思的东西。
《莫扎特的辉煌·魔笛》 80厘米×110厘米 2005年
当我在画室里偶然把一张张彩纸摆放在一起，终于萌生了用经纬线编织的方法来创造我的“九宫”，这种简单到极致的手工方法一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彩陶的编织印纹上，又可回归到今日乡村的编席织布中。这种原始先民创造的古老手工方法，至今仍在生活中传承使用着。
作者正在制作中的编织类型剪纸
《草原长调》 52厘米×113厘米 2006年
我采用这种简洁的手工方法，用不同色彩的纸张剪裁编织“九宫”，并不追求效果的丰富复杂。我想用这种“九宫”原型的简洁方式表达我对事物和世界概括整体的感受和印象，“九宫”原型是我选择的一个心灵象征的图像。实际上用简洁表达简洁，这正是人类古代早期艺术的伟大之处。
《纪念西贝柳斯·黄泉天鹅之一》 82厘米×106厘米 2006年
《图画展览会》 80厘米×110厘米 2006年
《永远的吉祥》是红白两色纸张编织的九宫，四边开放，象征无限外延的可能。这幅来自民间花墙启示的九宫象征着对吉祥朴素永恒的祝福。
《神性的埃及》中粗壮有力的九宫方块，正是对金字塔硕大基石的印象，错错落落的方形构筑了埃及的崇高与神圣。去过埃及的人无不为之具有神性的创造而折服。选用金黄与纯黑两色编织，这是我对埃及神性与神秘感受的象征。
《神性的埃及》110厘米×89厘米 1999年
《向博尔赫斯致敬》这幅九宫便是我对博尔赫斯印象之一:他的书卷气，思维的清澈与明晰，迷宫般神秘的内在语言结构，还有他内心深处的冷静与淡淡的冷漠。我很少去认真读某一个作家的书，但博尔赫斯的东西我却不自觉地去读了很多。他对文学和事物简括独特的思维方式深深吸引了我，我发现简洁里的信息含量有时比复杂的还要多。
《向博尔赫斯致敬》 110厘米×89厘米 1999年
《向埃贡·席勒致敬》 110厘米×80厘米 2005年
《向朴素致敬》这幅九宫编织是我对陕北乡村棉布门帘的学习手记，我从内心里向朴素的创造者深深地致敬。朴素是一种思想、一种方式、一种生存的境界，一种并不完全需要借助文字和知识实现的文化。托尔斯泰把朴素作为他文学追求的至高境界，他把生活与写作的居所也建在了靠近农民的地方。朴素是一种贴近自然与人内在本性的真实。
《瓶里插花》89厘米×110厘米 2000年
《瓶花》55厘米×78厘米 1999年
《回忆雅典》这幅剪纸突破了传统民间剪纸平面剪形的方法，采用剪、套形、编织、折形等综合手法，使剪纸具有新颖的现代艺术感。古老质朴的九宫和象征太阳的羊组合在一起，表现对希腊早期文化中的彩陶、瓶画以及建筑的印象和感受，也是我对古希腊文化的一种向往和敬意。
《新艺术的维也纳》106厘米×82厘米 2006年
《吉祥的喜马拉雅》这幅剪纸的九宫编织到顶端变为一种宗教建筑通天的象征，暗示着拉萨这个高原之城的宏伟和神圣，也是自然高山的一种象征。白色在这里浓缩为一点珍贵的纯洁和高贵，剪纸编织中的小块色彩对比，节奏变换和谐而又舒缓的，这也正是这片具有原始意味时空之地的生命韵律秩序。西藏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也是一个充满自然灵性的宗教之地。西藏的寺庙，西藏的服饰和唐卡以及宏伟的布达拉宫建筑。红、黄、绿的色彩是我对西藏文化一种印象的感受，吉祥的红色是这种感受的一种基调。
在“九宫”剪纸的编织中，从对纸张色彩的文化象征和心灵感受对位的选择，到剪开一条条经纬九宫之线内心生命气韵节奏的把握，我任自己的心灵去自由的蔓延和空灵的包溶，去尝试自己内心尽有的兴致和感受，我体验到在秩序与约束之中的自由，也体会到一种非形象的传达信息的方式。简洁的“九宫”，能溶进无限的心灵感受，“九宫”剪纸系列的编织使我和五千年前的彩陶艺术更加接近了。靠近朴素与简洁，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境地。
《江南》82厘米×106厘米 2006年
《南方》82厘米×106厘米 2006年
“九宫”的创作让我深刻地意识到，当我们企图从民间剪纸中获得启示，去寻找自身艺术出路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忽略民间剪纸那种所谓近乎“文字”功能意义的形式价值和文化内涵，她使我们以生命的层次去认识感知民间剪纸，作为艺术风格的审美和民间创作心意及创作行为的审美。
《佛罗伦萨的红屋顶》110厘米×89厘米 1999年
如果我们仅把民间剪纸的艺术风格作为我们创造性目的的参照，或一味地强调我们本身之民间风格肖似，这就给我们自己画了一个相悖矛盾的怪圈，远离了民间风格，失去了学民间的本意，靠近了民间风格，又不尽艺术个性创造的初衷。我们需要对民间剪纸有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认识和分析，也许我们在学习认识民间剪纸过程中的感悟和体验比风格的模仿要重要的多。风格是气质成熟相对稳定的表现，风格的真实价值在于创作者气质的真实，而模仿是接近不真实的。
新剪纸的创作应当从气质上去把握，传统的形式和手法是评判的标准，不是唯一的标准。剪与刻是剪纸的不同手法，各有特色，无所谓高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剪纸是一种媒介，是用来传情达意的实用依附物，无论剪与刻关键在对剪纸表现心理意识的纯正。
《我的外祖父》110厘米×89厘米 1999年
在我最初的剪纸创作中，我之所以选择古神话、古寓言及象聊斋这样富有浪漫气质的小说作为剪纸的创作题材，首先是这些作品中富于想象而又充满情趣的内涵吸引了我。这些题材作为民族母体文化的一部分，在气质上与剪纸的表现观念是很相近的，也正是剪纸语言所擅长的。
《中国古神话·五丁拔蛇》 36厘米×39厘米 1984年
《二鬼摔跤》40厘米×60厘米 1984年
《聊斋·席方平》之一 40厘米×40厘米 1984年
《中国古神话·盘瓠》 60厘米×40厘米 1984年
从“抓髻娃娃”、 “鱼戏莲”、“石榴”、“扣碗”、到团花、盘肠子、万字不断头等剪纸纹样，他们所创造的都出自他们生存吉祥心理的需求，而非纯粹的审美愉悦。在民间，以拿起剪刀铰剪纸到张贴在环境中受用，这是一个完整的心理外延和回归的过程。在这里民间剪纸本身的艺术形式完美和谐和作者的个体创造性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即是约定俗成，必然有约定俗成的模式，这是在广泛区域内可以接受认可的基本准则，作为造型艺术的随意心态只是体现在某些地区，或某个人的剪纸风格上，造型的基本结构，和那些与约定俗成文化内涵联系紧密的造型选择物，通常是不会轻易变更的，在传统民间剪纸上尤其是这样。
《冬天的童话》109厘米×78厘米 2000年
《社火》110厘米×89厘米 1999年
在《吉祥的大神鸟》这幅作品中，我采用多形套叠，折形的手法去寻找创造一种空间的神圣和纯净。套形、折形的手法，使我找到使平面形象不断再生的途径，不断地剪、叠、折使平面的形象一次次升华，一步步接近我内心之鸟的神性和空灵。我对鸟有一种特殊的兴趣和偏爱，无论是象征太阳的金乌，还是楚漆器上的凤鸟，无论是神话中商人先祖的玄燕，还是民间婚俗剪纸里象征永不分离的大雁。鸟在我看来是一种神圣灵魂的象征。
《田野里的卡侬》 89厘米×110厘米 2004年
《千年的吉祥·倒照鹿》这幅剪纸使用了民间剪纸“倒照鹿”的基本原型结构，但追求汉画石和岩画的简约和随意，镂空之处运用了民间最常用的象征阳性的云钩子纹，以示新春阳气的复苏和萌生。重复的鹿腿，追求一种时间中运动的节奏，使剪纸具有了强烈的现代感。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古老的吉祥之物，鹿的形象最早出现在岩画艺术中，阴山岩画里即有“倒照鹿”的形象。在黄河乡村的民间剪纸中，“倒照鹿”形象仍在广泛地流传，在民间的观念中，凡口衔仙草的动物都被视为神物。口衔仙草的“倒照鹿”剪纸，被民间贴在新春裱糊一新的窗格上，视为祥瑞之祝福。
《吉祥的2001》这幅剪纸意在表现对新世纪的祝福，采用白、黄两色为主调，以示圣洁和高贵。画面主体是中国传统古老的吉祥纹样—倒照鹿，这里用白色之鹿象征和平和祥瑞，鹿脊背上和下方是象征太阳的金乌，鹿身下面是象征西方文明的十字符号和红绿两色的人类伊甸园，十字符号旁有残形纸并用火烧出的洞，象征一种不和谐和破坏，这幅作品的内涵，是对人类永恒吉祥的一种向往和祝福。
《吉祥之门》 110厘米×89厘米 2004年
灰羊与白羊 75厘米×96厘米 2000年
艺术创造需要情感升华的心态，而民间剪纸也许正是我们叩开民间艺术心灵，寻找情感心态升华的心理激发过程，我们和民间之间毕竟有一个时代划定的时空生态界限，我们和民间艺术的交流理解，以及我们自身的艺术完善都取决于我们心灵过程的深化和完整，和我们对时代审美时尚的尺度把握。
走向民间，我们还要回到民间，不是也不可能是传统的民间，而是时代的民间，人类的民间。
在巴黎国际艺术城举办的《乔晓光油画与水墨》展览开幕式上1996年
1996年在巴黎中国城举办《乔晓光剪纸艺术展》时教法国儿童剪纸
2006年参加谢丽芳老师的“蒲公英”项目在贵州山村小学为孩子们上美术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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