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反常的集体狂欢,甚至一些文学批评家们对莫言的日益神话,我们终于盼来了《莫言批判》这样一本广受读者和专家学者好评的及时之书。它的意义在于,使文学回归到了文学,而绝不是将文学以外的政治评判和商业炒作一股脑地捆绑在莫言的身上。
多年来,中国的文学批评一直就滑向了哥们义气似的友情评论。那些敢于向著名作家“出恶声”的文学批评家,常常都是被某些著名的作家和其追星族似的文学批评家们泼一身脏水。在这样一种恶劣的大气候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几乎成了“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样一种文学表扬的代名词。诚如李斌先生在该书的序言《莫言可以批判》中所说:“一切文学的评论应该依据作品本身,而不是靠这些璀璨夺目的桂冠——固然,它们颇具迷惑之力。”
事实上,莫言小说写作中的病象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只要稍微具备一点文学欣赏能力的人都可以一眼就看出来。遗憾的是,众多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们对于莫言的这些病象不是去积极的疗救,而是一个劲地拼命去赞美莫言的作品。在如此众星拱月,长年累月的追捧之下,莫言的写作便更加地毫无节制和粗制滥造了。对此,《莫言批判》的编者李斌先生将莫言写作的病象概括为:第一,醉心写脐下三寸;第二,热衷写酷刑血腥;第三,沉迷于丑恶事物;第四迷失于民间立场;第五,放逐道德判断;第六,漠视女性尊严;第七,语言欠缺修炼;第八,叙事不知分寸;第九,写作限于重复。面对莫言在写作中出现的如此之多的问题,我不知道,莫言先生究竟有何感想?
纵观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诺奖”评委颁奖给平庸作家,可说是大有人在。其中很大一部分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作品,都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惟其如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先生在其《莫言热背后的冷思考》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就更加值得我们去仔细思索:“我们不妨把这次莫言获奖作为我们认真理解中国文学的一次契机。莫言在这次获奖事件中的冷静表现,实际上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我们更需要把双脚扎在厚厚的土地上,保持起码的清醒,以便走好下一段旅程。此时此刻,恰恰是我们反思中国文学的一个不错的时机。我们的反思不妨就从莫言开始,我们需要追问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次为什么是莫言?莫言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们此前对莫言的理解是否存在局限?会不会因为莫言的获奖,我们会放大本来不该有的意义?莫言的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何在?西方世界对莫言的认知是否存在‘选择性失明’?他们的解读会不会有‘创造性’的误读?他们理解莫言的标准对于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莫言对中国文学的意义究竟如何?这些待解的问题也许都需要我们去琢磨。”(唐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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