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榜作家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那些人们烂熟得不能再烂熟的名字几乎年年可见:郑渊洁、韩寒、郭敬明、杨红樱……其他上榜者,也几乎都是名家、畅销作家等,无外乎那些炙手可热的名字。从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名人效应的力量,可以看到大众口味的有迹可循甚至懒于改变;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几乎森严的、缺乏“晋升通道”的结构。一些有才华但缺乏名气与商业推动力量的作者,就如同这个时代缺乏资源的年轻人,他们也许曾经怀揣着天真的梦想,也为此付出着艰辛的劳动,但现实是残酷而无奈的。因为只能进入目前的“游戏规则”,他们几乎无可避免地接受了自己底层的命运。这命运就是,付出与回报的极不成正比。以及更加悲哀的,一些凭着理想进行此项工作的人,越来越觉得理想难以为继。并且,底层,总是那些最多数的人们。
也许有人就此指责出版方的“唯利是图”,而更加无奈的是,出版方的不得不“唯利是图”。人们对出版的一般观念往往停留在它应当承担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平衡的目标,然而,在大多数出版工作者面临的实际评判系统中,经济效益往往显得更加重要。他们面对的几乎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判断题,没有经济效益,往往面临出局的命运。这在对当前文化产品成功与否的评判中并不新鲜,收视率、票房、发行量、点击率、销量……一个从天而降的标准几乎都围绕着钱。正如著名作家海岩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曾表示的,“它是定生死的,不是说创作者愿意大众还是小众的问题”。在这种“规矩”下,出版方必然会去争抢名家、畅销作家的版权,更有意思的是,如同华人在国外买房造成当地房价上涨,一些国外作家的版税甚至也被中国出版方“炒”高。然而,这些经历繁荣的,只是整个出版生态中的一小部分人。
一个理想的出版土壤,必然应该是可供多元化作品生长的。其中,畅销作者固然重要,而金字塔的塔基部分,那些大多数的,却能提供多元思想、新锐创意、新鲜血液的作者,也应该得其所得,并且拥有成长的空间。而如今,在一个一富遮百丑的整体社会评判系统中,人们只看到金字塔塔尖和坐在行业头等舱里的人们,并争相涌向他们。这只会使出版本身的含义变得日渐贫穷。(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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