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古代中西官德异同（1）

读历史总免不了有“比较”的冲动。近来读欧洲中世纪史（公元 5—15世纪），就觉得西欧的领主和骑士阶层与中国秦汉以来的士大夫官僚阶层很有一比。两者都是社会的精英统治阶层，都承担着效忠国家、管理社会的职责，都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文化的命运。所不同者，领主和骑士都是武士，而士大夫官僚则是典型的文士。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武人治国”是不可靠的，往往会造成军事政变和军阀混战。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领主之间的战争很少跟军事政变有关系，武人靠政变夺取本国王位的情况则几乎没有。而依靠文士统治国家的中国历代王朝，不仅有亡于武将之手的（如五代），也有被文臣直接篡夺的（如王莽）。号称熟读儒家经典深明礼义廉耻的中国古代文臣，且不说他们在王朝更迭的过程中如何改换门庭（如冯道、钱谦益），即使生逢太平盛世，其贪腐之深也足以酿成日后的王朝崩溃。
代表中国文治顶峰的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培养出了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等几代名臣，但在宋钦宗时期，大臣吕好问就已经这样评价本朝的吏治：“臣窃以比年以来，赃吏为害，遍于天下。自小至大，习以成风，株连蔓衍，不可复治……为监司、郡守者，其初必奔走于权幸之门，朝夕请谒，货赂公行……其到官也，督责州县，以偿其费，州县因重取于民以为献，上则求保明恩赏，奏辟差遣，下则求荐章，免罪责。”这些话是说给皇帝听的，不至于故意抹黑官场。想来宋朝那些饱读经书且以科举入仕的官员，并没有多少“古代的官德”。
到了南宋时期，更有“喜赃吏，恶廉士”的秦桧，“政以贿成，官以赂得”的史弥远，“言路断绝，威福肆行”的贾似道。在南宋王朝的最后岁月里，皇帝病急乱投医，把程颐、程颢、周敦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都放进孔庙接受祭祀，以图使“士之所趋一归于正”。只可惜，30年后南宋就灭亡了。
反观欧洲中世纪的“武人治国”，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领主和骑士倒更像是国家的栋梁，忠义的楷模。尽管他们个个好强斗狠，彼此攻伐不断，但他们几乎从来不会犯上作乱，更不会自立为王、改朝换代。相反，每当有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都会响应国王的号召率兵勤王。在马战为主的欧洲中世纪，领主和骑士更是各国军队的主体，农民根本没有资格参军，在前线卖命的全是贵族。在局势需要的时候，他们甚至愿意长途跋涉远征海外，去收复被穆斯林占领的基督教圣地（十字军东征），以捍卫基督教世界和基督教文化。
作为社会的精英统治阶层，长期浸润在儒家文化中的中国古代士大夫，其称职程度反不如那些不学无术的欧洲中世纪贵族，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那些写出了唐诗宋词、名臣奏议的古代先贤，却阻挡不了周期性的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军阀混战？他们有负于君上的恩宠、百姓的供养，是因为他们的私人道德和政治操守在利益和威胁面前不堪一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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