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的觉醒
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不由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由外部引发,是西方工业革命和大航路开辟之后的必然后果。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中国没有在第一时间追踪西方工业革命、实现社会转型,待到1840年被英国打败而走上近代化道路。这无论如何都具有一种被动的感觉或者不太舒服的别扭,所以清廷在那之后半个多世纪里,虽然要学西方,但在内容上却有很大保留,并不愿意像稍后的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将中国变成一个彻底的近代国家。
中国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不小实效。到1891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到太平天国和几次外部战争破坏之前的水准,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很大比例。更重要的是,由于洋务新政的主旨是富国强兵,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跨越先前比较原始的冷兵器时代,构建了一支比较现代的新型军队,尤其是北洋海军,公认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见“中体西用”在推动发展上不能说毫无功效。
问题在于,洋务新政30年的发展是畸形的,经不起考验。1894年那场局部战争不仅使30年倾国之力创办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而且在精神层面摧毁了中国知识阶层先前的自信或者说自负。甲午战争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和政治精英知耻而后勇,转身向东,向先前的敌人学习,启动了一场必将改变中国面貌的维新运动。所谓维新,其实就是期望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一些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不再固守先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本位主义思想。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觉醒,也是清廷统治者实事求是的深刻反省。
然而,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既有传统与现代的纠葛,又有种族之间的貌合神离,再加上其他种种内外的复杂因素,中国在1898年秋天发生了政治大逆转。第二年另立大阿哥,引爆政治高层的派系冲突。保守的政治势力为了私利,竟然煽动民粹主义,鼓动义和拳弟兄用血肉之躯去挑战列强的真枪实弹,终于引发列强军事干预,最后以《辛丑条约》的耻辱而收场。
《辛丑条约》确实包含有巨额战争赔款,但这个条约最重要的共识是要保全中国的主权完整,我们过去说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列强还要求清廷必须按照近代国家的标准进行政治革新,要引导国民的世界意识,不得煽动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清廷在1901年开始的所谓新政,其实就是庚子国变之后的大彻大悟,也是国际环境变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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