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论服饰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2）

总之，只有孕育最早的服饰和东方文明特有的玉器作为文明起源要素在上述六大区域的文明起源过程中同城市或文字等其他文明起源要素标志了其文明的起源，促进了这些地区早期古国文明的产生，具有典型意义。服饰和玉器的相辅相成，显示了其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特有的魅力。迄今发现铜器出现的时间相对其他文明因素滞后，更多的是出现在古国文明产生后而成为初级文明向高级文明迈进的要素。或许今后的考古发现会改变这一现象。 


三、服饰是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文明要素


　　服饰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服饰的发展过程本身是人类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其作为物质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到了新石器时代，纺织技术的发明是人类技术史上的一件盛事。为服饰文化的繁荣打下物质基础，作为服饰用料的麻、葛、丝织品织造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分工，加大了贫富悬殊，加快了私有制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服饰是中华文明产生发展的催化剂。


　　我国新石器时代先民最早利用的纺织纤维是麻、葛类纤维。古时所称的布主要指此类织物。麻在古代文献中一般指大麻。《诗经》所谓“丘中有麻”、“不绩其麻，市也婆娑”就是指这种植物。葛是一种蔓生植物，其茎皮经过加工可织为布。在《韩非子·五蠹》篇中有尧“冬日麂裳，夏日葛布”的记载。麻葛织物的出现是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纺织手工业进步的最好说明。在大江南北均有发现，黄河、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器上有着大量纺织品印痕。西北地区仰韶时代前期约距今6500年至5500年的元君庙陶器上的麻布纹印痕经线清晰，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12根，粗细均匀，线径约0.84毫米。有的资料表明当时纱线细的径仅0.5毫米。纺织品的织法和纱线的粗细均和现代农业家庭的平纹布差不多。半坡居民使用了水平式的踞织机。【35】


　　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有3块葛布残片，花纹为菱形斜纹，经分析为双股双经的罗纹织物。【36】可能使用了有架织机。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某些陶器上，饰有一种八角“十”字结构的心对称纹样，中心多作方形孔或圆孔，通常被称作“八角星纹”。分属于双溪文化、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文化遗址，以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出土最多。且在纺轮上反复出现。王经过深入研究得出这些纹饰是“台架织机上最有代表性的部件之一——卷经轴的两端八角十字花纹扳手的精确图案”的结论，从没有机架的原始腰织机到有架织机的出现，经轴位置的抬高以及对经线卷放的控制，使经线保持整列度以及匀称张力的功能大大提高，经线上机长度也大为增加，使机造细密的长丝织物有了可能。织工的两足得以参与织造，手足并用能更好地发挥纺织技巧。“有架织机可能在长江下游东南沿海一带于七千年前就已经存在……有可能是史前先民最初制造的机械设备，其主要部件结构已显然是现代织机的基本模式。对琢玉机床、轮车的发明必然产生影响，亦或为机械史的开端。”【37】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织布的骨梭、木打纬刀及机具卷布轴等原始织机部件。【38】发掘报告中提到的七件用整段木材加工制成、内外都被磨得十分光洁、形似中空的毛竹筒的木筒经研究为织机上的“筒式后综”（或叫做“分经筒”）。【39】


　　我国是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丝织品的生产需要更为复杂的技术。自古传说黄帝的妻子西陵氏嫘祖发明养蚕缫丝。《五经要义》载：“黄帝者，少典之子，继神农氏有天下者，娶西陵氏之女，曰嫘祖，始教民蚕绩，作为布帛衣服之制，于是乎始。”《路史》引《蚕经》云：“西陵氏始劝桑蚕”。这些记载虽无从考证，考古发现却时常带给我们惊奇。早在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发掘的约公元前35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半个蚕茧，【40】及如前所述丝织品实物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纺织技术的珍贵实物资料。此外在良渚文化的许多高级贵族墓葬中，都发现有随葬丝绸的迹象，虽因腐朽其全貌不能得知，也可推测当时丝绸制品的产量已经不小了。【41】


　　到了龙山文化时代尽管麻布仍然是平纹织法，但纹理更加细密，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出土铜铃上的外包麻布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为16×20根【42】，首先得给麻纤维脱胶，才能纺出那样细密而均匀的麻纱。这时的纺轮已有大小的区别，可能为纺不同粗细的麻纱而制。


　　在我国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峁遗址、大汶口—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峡文化—石家河文化、薛家岗文化以及台湾的圆山文化和卑南文化等区域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区，这里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这些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玉器，其加工中技术比较复杂，各种精美玉器的出土说明在文明起源诞生发展过程中已有专门治玉的能工巧匠。砣机【43】的出现和完善提高了玉器的生产效率，促进了玉器的流通，加快了私有制的步伐。


四、服饰是富有精神意蕴的文明要素


　　服饰是人类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聚合体，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情趣、等级观念和宗教意识等，是富有精神意蕴的文明要素。晁福林先生提出了“精神考古”这一概念。【44】通过服饰的信息我们或许可以读懂一点先民作为创造文明的主人之心理。


　　有关人类服饰的起源，有爱美装饰说、护身说、遮羞说、吸引异性说、巫术说、劳动说等。【45】每一种说法似乎都能从历史说、考古学、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资料中找到依据，说明人类服饰起源的动机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其中精神的因素更多一些。当人类祖先在茹毛饮血的时代把兽皮、树叶围在腰间作裙子而有了朦胧的审美意识后，迈向人类文明的历程也开始了对服饰美的追求，其服饰也打下了时代的烙印。诚如美国服饰心理学家伊丽白·赫洛克所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服饰更能反映出总的社会风尚，只要略察一下某个时期的服装式样，我们就能知道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事件……因此，流行服饰也就成了时代的缩影，并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易除去的痕迹”【46】


　　美从“头”开始。头上戴的冠古代又叫首服，起初很可能既有审美的需要又有束发的实用功能。《说文解字》：“冠，弮也。所以弮发。”“弮”即“束缚之意”。在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冠的礼制功能日渐突出。《礼记·冠义》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冠而后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反映新石器时代冠饰物的形象资料在彩陶中不乏发现。铜石并用时代的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玉人冠饰则有凹形、箍形、尖顶形、平冠、浅冠等，冠上有装饰物，安徽凌家滩1号墓出土玉人像，头戴饰方格纹的圆冠【47】，玉发笄在此期的应用则和先民的结发形式有密切关系。束发于顶或者某种冠须用笄方能约束。因此笄也同冠一样有了审美、礼仪乃至巫术的功能。


　　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作为上衣下裳的服装的颜色、纹饰、款式更是通过外在形式彰显了内在的意蕴。《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囿于发现，文明起源期完整服装我们只能从一些形象资料中窥见。彩陶和岩画描述了当时的服饰情况。如甘肃辛店文化中出土彩陶上面有剪影式的人物形象，较为写实。其衣服上衣下裳相连，腰间柬带。在云南沧源、甘肃黑山、靖远吴家川以及内蒙西部狼山地区发现了许多岩画，这些岩画较早部分所反映的服饰与辛店文化彩陶彩绘服饰相类同。按沈从文、王研究认为这种服饰在新石器时代出现纺织物以后，可能是逐步规范化了的、普遍流行的一种衣服，其名称应叫贯头衣。【48】它以一幅宽足够人体的衣料对折拼缝，上部中间保留口以出人头。这种服装缝纫简便，对织物也能充分利用，尽管这种衣不很完备，但具备了上衣下裳相连、被体深邃这些深衣的基本特征，因此笔者认为它是最原始的深衣，是深衣的源头。【49】卜工提出“中国古代礼制是产生于1万年以来的农业革命，贯穿于文明过程的主线。”【50】服饰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礼仪功能不能忽略。这种上下衣裳相连的款式在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出现，奠定了我国文明社会数千年冠服制度服装款式的基础。


注释：


【1】【8】【9】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2003年。


【2】Arthur Cotterell(ed.), The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P. 14, 1980。


【3】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1—17页，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3、154—17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V. G. Childe,“The Urban Revolution”,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21, No. 1, 3, 1950。


【6】G. Daniel, The First Civilizati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 Thames and Hudson, 1968。


【7】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0】牟永抗、吴汝祚：《试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准》，《考古学论集》（四），文物出版社，1997年；牟永抗、吴汝祚：《水稻、蚕丝和玉器——中华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考古》1993年第6期；尤仁德：《玉器与中国文明的起源》，《故宫文物月刊》1997年第十五卷第三期，总第171期。


【11】【33】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31—145页，三联书店1999年。


【12】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


【13】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1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


【15】【26】刘彬徽：《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第61—62、39—4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16】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7】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1—23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8】黄能馥、陈娟娟：《中国历代服饰艺术》，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19】贾兰坡：《山顶洞人》，龙门书店1951年版。


【20】【23】高江涛：《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


【21】朱新予主编：《中国丝绸史》，纺织轻工出版社1992年版。


【22】高汉玉、张松林：《河南青台村遗址出的丝麻织品与古代氏族社会纺织业的发展》，《古今丝绸》1995年第1期。


【24】安田喜宪：《长江文明的环境考古学》，《澧县城头山—中日合作澧阳平原环境考古与有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1月版。


【2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27】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的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28】徐辉等：《对钱山漾出土纺织品的验证》，《丝绸》1981年第2期。


【29】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0】高蒙河：《长江下游地区早期遗址的高分辨率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4年第7期。


【31】施昕更：《良渚》，1938年；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陶器》，1937年。


【32】【34】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5】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宋兆麟、牟永抗：《我国远古时期的踞织机》，《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第11集。


【36】南京博物院：《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


【37】【39】《八角星纹与史前织机》，《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


【38】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40】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清华研究丛刊，1927年版。


【41】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墓地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年第2期。


【43】杨伯达：《中国古代玉器面面观》，《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1期。


【44】晁福林：《澄明之思：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视角》《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45】张乃仁、杨蔼琪：《外国服装艺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46】伊丽莎白·赫洛克：《服饰心理学》第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47】赵宏伟：《长江中、下游史前玉人的比较》，《东南文化》2002年第4期。


【48】沈从文、王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49】袁建平：《中国古代服饰中的深衣研究》，《求索》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要2000年第7期摘登。


【50】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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