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儒林外史》的现代启示（3）

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不仅仅是科举制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封建时代才有，在利益驱动的整个阶段都会有。所以在这个阶段，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出现负面效应也是必然的。关键就是人怎么控制它调节它，矛盾是绝对的，我们需要用合适的方法解决矛盾，使之处于和谐状态。


　　利益驱动对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是功名富贵驱动，功名富贵是个集合概念，它的核心就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在《儒林外史》的时代，攫取功名富贵的起步阶梯是科举考试，因此人性的种种弱点也围绕着如何对待科举考试而充分曝光，反过来说，不是只有科举考试才产生相应的弱点，在不以科举取仕的时代，人性的相应也会围绕着那时代攫取功名富贵的制度和机制而暴露。利益驱动的具体机制会因时代而异，但暴露出来的人性弱点却是相通甚至相同的，因此，只要对科举下的人性解剖得深刻，仍然可以对其他时代起镜鉴作用。


　　下一次重点要谈虞博士，《儒林外史》中的一号人物，在小说的第36回。《儒林外史》很少专门为一个人立传，一般都是交错着写的。而第36回专门写虞博士，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第36回，这样下一次我们讲就比较容易理解些。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否定性精神现象解读。


　　《儒林外史》写得深刻的就是写到精神现象，落到精神文化的层面。精神现象有肯定性的，有否定性的。今天我们先讲否定性的精神现象，下一回专门讲肯定性的精神现象。


　　过去比较重视否定性精神现象。《儒林外史》对当时社会的否定性批判，在五四时首先受到进步的文学家和研究者的重视，这就是主流意识形态起作用，应合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需要，从五四到解放后以及文革期间，都是重视批判的内容。否定性的人物、现象研究得很多，讲得比较充分，像范进、周进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我们先就这部分讲一讲，不全面的讲了，讲四个人物。


    1、 马二道路的普世性


　　对马二先生这个形象，现在的大文学家从鲁迅到张天翼再到何其芳，评价都非常高。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有两个段落专门评价马二。何其芳先生是建国以后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他说在古典小说中能称得上典型的不多，马二算一个，算一个典型。张天翼是现代小说家，在1942年发表过一篇三万字的论文专门分析马二，张天翼的创作如《华威先生》、《包氏父子》都深受《儒林外史》的影响。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被称为“现代《儒林外史》”。 


　　马二一出场就对举业作了观古通今的宏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也引了这段话——劝人家考科举，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身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所以孔子只讲言寡有，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练文章作举业，断不讲那“言寡有，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有，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孔子要行道，儒家的最高理想是行道。）


　　马二这是说各个时代的举业不一样，在孔子的时代，举业就是“言扬行举”，有什么好的言论，好的道德品行，就把你推举出来，就有官做了。


　　鲁迅称赞这段话“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是说马二的话不仅说出了当时做学问的目的，而且洞察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理。


　　1942年张天翼在俏皮的设想：如果马二先生在现代，他会怎么讲呢？他会说“就是孔子在而今，也要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留洋，断不会讲那‘言寡有，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有，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的宣讲精辟地道出了选拔官吏对知识分子所起的指挥棒的作用，他毫不避讳地讲出了老实话，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让做什么举业，就做什么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科学是否合理，是根本不去想的。马二创造性的把宋真宗的诗劝学诗和当时的八股文章结合起来，反复宣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呢？就是文章选本了。马二先生是搞文章选本的，文章选本就是把那些考中的人写的文章选出来，加以评点，作为作文的范本，作为科举的指南。


　　在他看来，他的八股选本就是官场的入场券，所以他诚心诚意的劝流落到杭州的匡超人考科举，把自己的文章选本送给匡超人，让他回去奉养父母，以做举业为主，就算奉养不周也没关系。


　　马二直言无讳的把八股科举的目的讲了出来，他这种思想错在哪里呢？首先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的价值。按照朝廷的功令做举业是做官的唯一正途，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偏狭的。人生的道路很宽广，并不是只有做官才有出路。其次，教育的导向不能太短视、太功利化了。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是提高人的素质的事业，是要培养一代一代健全的人。现在我们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能变成应试教育、求职教育。在过分功利的导向下，教育就会被扭曲了，失去原来的意义，走上不健康的道路。《儒林外史》显示出的教训：过分的功利、过分的利益驱动，任何文化、任何教育都会被变形扭曲。这个意义超越了它的时代，它的范围也超出了科举制度。


　　中国古典小说在情节上很讲究“奇”，传奇传奇，非奇不传，像《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草船借箭，《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等，都以一个传奇性的情节作为核心来演变故事。短篇小说也是这样，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到了近现代特别是欧洲短篇小说，倾向于平淡无奇的情节，把故事性、传奇性冲淡了。我们中国的古典小说发展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时候，把“奇”的色彩也冲淡了，能把非常生活化的情节故事写得逼真、很有味道，但在这个平淡中往往又露出“奇”的因素。


　　《儒林外史》的高明之处就是把非常平淡无奇的生活化描写和一些奇特的情节结合得特别好，使你在看小说时不觉出那些“奇”的色彩。范进中举发疯奇不奇？很奇，但是在大量细节化生活化的描写中，你不觉得他发疯有什么奇怪了，好像很正常似的。


　　马二也有奇的地方。鲁迅特别赞赏马二游西湖一段。我们不详细分析这段，只讲其中的一个情节。马二到了花港观鱼，他看见水中间有一个楼，锁住了，他想上去看看。看门的不让，他就拿了点钱给看门，就进去了。上去一看，楼上有仁宗皇帝御笔写的碑。马二生活在成化以后了，跟仁宗皇帝隔了四五个皇帝了。马二看见皇帝的字迹，他怎么表现的呢？小说里写马二吓了一跳，慌忙整一整头巾，（他是秀才，戴了方巾），理一理？？？，在靴筒里拿起一把扇子来，做什么啊？当作笏板。笏板是大臣见皇帝时拿在手上的东西。马二先生拿着扇子当笏板恭恭敬敬朝着仁宗皇帝的字扬尘舞蹈，拜了五拜。看到马二的这个做法，我们并没有觉得奇。但实际上回想一下，这是很奇的啊。清末有个评点家叫天目山桥，就调侃的让马二说：“一考一等案首，臣马尘上见驾，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让马二开口了，吴敬梓写的时候只让马二有动作。


　　马二的举动由不和谐构成的可笑是多重的，也是很“奇”的：第一，他面对的只是前朝皇帝写的字，并非皇帝本人啊。如果真的看到皇帝了，那三拜九叩还说得过去。第二，他是爬不上金銮殿的穷秀才，根本就不是臣子，但是他却俨然像朝臣一样举动。第三，他的“官帽”不过是又旧又破的秀才头巾，他的“官服”不过是褴褛不堪的布长衫，他的“笏板”不过是靴筒里拔出的一把纸扇，这简直像三岁小孩玩过家家一样。但他并非三岁孩子，而是个年过半百的有名的选家。这个情节把马二一天到晚就想着通过科举考得做官的心理展现了出来。他的姿势那么僵硬机械、那么滑稽可笑，有很强的喜剧性。喜剧性怎么来的？我们说喜剧性是从不和谐来的，马二的不和谐就是刚才讲的三点。另外，僵硬和僵化也会产生不和谐的效果。


　　小说写马二拜过以后，定一定神，头脑清醒了，终于回到现实了，照旧在茶桌边坐下来喝茶。在幻觉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包含着多少凄怆和悲哀啊。


　　马二游西湖这个生活情节，在很多人看来太庸常、平淡了，但透露出奇特的意味，却又不让人觉得奇。《儒林外史》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来描写生活，又有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奇特情节，这两者结合得非常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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