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博士这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心态,有个批本说虞博士并不是貌为旷达,实体验到“道”。这个“道”就是乐天知命。乐天知命这种心态——现在很讲究心态——对待世间或喜或忧的事情能够旷达。虞博士的乐天知命是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基础的,是“天人合一”落实到心态上的一种表现,所以虞博士被评论为“天怀淡定”。我们现在说胸怀宽广,说胸怀淡定就可以了,为什么偏偏说“天怀淡定”,这是有讲究的,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落到心态实处。
在中国的传统宇宙观里边,包括人在内的整个宇宙是一整个有机的生命过程,人的生命是构成宇宙生命过程的一个有机部分,是天地生身为人,不是像西方讲的上帝造人。人跟天应当是契合、谐调、融通、一致的,从最终意义上说,人的自我实现就是人和天完全合一的实现,孔子五十知天命就是在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沟通天和人中间的桥梁是什么呢,是诚。心诚则灵。现在讲“诚信”一般都偏于信用,其实根本是诚,诚信连用,诚是内在的,是信的内在基础,信是诚的外在表现。心要诚,必然就会讲信用,诚信中忽略了诚、偏重于信的说法是片面的。诚,既是君子追求的道德境界,又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是虞博士的重要禀性。虞博士先在山东巡抚衙门做幕僚,这时候正好天子求贤,就像前面讲的“征辟”,要有人推荐。于是有个同僚劝他请巡抚推荐自己,这在古今的士人中是很常见的。虞博士认为求人举荐是没有品行,不愿意做。同僚又劝他,就算你不想做官,推荐上去以后,或者去见皇帝,很荣耀;或者你不去见皇帝,辞了官不做回来,也是你的高明。虞博士很严肃地说:这样一来要他推荐我,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这叫做什么呢?他还是不愿意做。
虞博士50岁时中了进士,别的年岁偏大的人都少报年龄,只有虞博士如实填写。他明知道填写50岁以后会因此得不到重用,但也在所不惜。结果真的没被重用,他被派到南京的国子监当教授。到了国子监,他的两个助手劝他做个生日,收它几份礼,好过春天。春天这么好,没钱怎么过呢,你做个生日,就有人给送礼了。当时这种风气很盛,到处都这样。虞博士回答我的生日是8月,这时怎么做啊。那个助手就说这个不要紧啊,你现在2月做了,8月再做一次嘛。虞博士说岂有此理,这就是笑话了。可见虞博士诚以待人,诚以律己,光明正大,绝不弄虚作假,耍乖作巧。
古代的人很推崇“孔颜乐处”,是讲什么境界呢?按照周敦颐的说法,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于贫者,独何心哉?”因为他心中有至高的“大”,也就是“道”,人生有这个大目标就会达到与道为一包罗万象的和谐,所谓“孔颜乐处”就是乐在处于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所带来的内心充实,尽管生活清贫,但内心是平静快乐的。这不是感性的愉悦,而是内心享有的精神上的和乐,物质上相对的困顿不足以影响这种高级享受,这已经是一种准宗教式的体验了——虽然清贫,但是在奉行自己的“道”。虞博士就是这样,他40来岁中举,50中进士。中举以前,虞博士也是过着乡村塾师的清苦日子,像周进那样。虞博士妻子有病,他无钱买药,每天只吃三顿白粥,他安贫乐道,心泰无不足,而安祥和乐,颇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的心态,跟周进完全不一样。虞博士深知自己处在什么位置,这个位置使自己的修身养性能够通达于天,达到这样的精神状态和修养功夫,这也是作者为超越世俗功名、超拔世人的灵魂而探求的一片精神家园。虞博士同样处于周进的境况,他怎么就能摆脱周进的那种精神状态,不像周进那么卑琐呢?这需要一种超拔的精神,把知识分子的精神超拔到一定高度。如果能像虞博士这样人格自足,就不会为了追求功名富贵而发疯而痛哭,就不会寡廉鲜耻。
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安贫乐道的世界观的框架里,虞博士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极高明道中庸”。在儒家思想中,中庸之道已经成为至高的人生准则。中庸之道也是虞博士性格的核心,他一方面既不像范进、周进那样热衷于功名富贵,受利益驱动,另一方面,他又不像杜少卿对科举制度和人物嫉恶如仇、恨得要命。他是持中的态度,不对功名富贵耿耿于怀,也始终不放弃举业,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都做。他不追慕做官,但也不拒绝做官,他以仕代农——做官代替种田,活着总得吃饭啊;欲而不贪——有欲望而不贪婪。他既不是追权谋利的禄蠹,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是个平凡人物,他只是襟怀冲淡,真实本色,做到儒道互补。
儒家要入世,道家讲超脱,这二者看起来是对立的,实际上是人生的两种需要,所以儒道互补是必然的,一个人要干事业、做事情,必须要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但是作为一个自然人,要求人相对独立和自由,要求超越社会的繁琐事务,以求得心态平衡。一般说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心态,失意的时候是道家心态,我过去也是这么认识的,现在我进一步觉得这不仅是得意失意的问题,这是人生的两个方面,人的精神两个方面的需要。人在世上总得做事,但也要有超越,能进得去也要能出得来,钻得太深而跳不出就像范进、周进那样了,要能跳出生活站在更高的地方俯瞰生活,这样才有余暇来品味美好的人生,这时才有艺术,才有好的作家作品。虞博士就做到了儒道互补,求得了心态的平衡、平和。
虞博士有一次看见一个农民跳水自杀,如果要写虞博士英雄行为的话,这是个好机会,可是没有。虞博士嘱咐船家去救人,把这个农民救起来以后问他为什么自杀,农民说我父亲死了,没钱下葬。虞博士悯其孝心,就资助他葬了父亲。面对这情况,如果是吝啬汉,一毛不拔,我救了你了,你自己走吧;如果是杜少卿,又会倾囊相助。虞博士都不是,他没有一毛不拔,也没有倾囊豪举,是量力行善,老老实实的告诉被救的农民说我这里有十二两银子,是坐馆的酬金,但是我不能都给你,我还要留作几个月的伙食费,家里生活开支,我送你四两银子,你回家买棺木下葬父亲。虞博士的作法很适中,无过无不及。后来人家问他姓名,他也如实回答,压根也没有施恩不望报做无名英雄的想法,一切都很自然,仿佛是性之所至,天性的流露,毫不留意,这种清醒冷静、天人合一、灵肉合一的中庸心态不重欲、不狂暴、不分裂、不惨厉,但也没有崇高的悲剧精神,缺乏冲破平衡宁静、发愤追求的内在动力,一切是平淡、平和的,连作者写虞博士的文笔也是平平淡淡的叙述。
中庸追求以自然的生命节律来控引人的欲望,追求自然、社会、个人三者和谐的状态。
虞博士也中举了,但反应和范进截然不同,他听到报喜后,很平静,和娘子商议拿几件衣服去当点钱,托邻居打发报喜的人。他没有像杜少卿那样不屑一顾,也没有欢喜得失去控制。遇到最可气的事情,他不动气;遇到最可喜的事情,他也不大喜。以理节情,用理智节制自己的情感,如同深澈明净的井水,没有波澜。要保持心理的平衡,就需要保持人际的和谐,要保持人和外在自然的和谐、人和内在身体情欲的内在和谐(也就是自我的和谐)。
从表征的文化精神说,虞博士的持中贵和,让人把心中的块垒搓碎揉平,自我节制,一切都消融在安宁的超越之中,保持情与理、灵与肉、身心与自然的中和、统一、稳定、和谐,这是好的一面;但也有缺陷,它缺乏内在的冲击力、爆破力和崇高感。达到了虞博士的境界,也就是达到了中庸所要求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极高明,有很深刻的认识,但表现出来却没有什么矫异之处,没有特别,它是寓高明于中庸之中。
虞博士没有奇功伟业,也没有特言异行,小说只是把他放在日常生活中间,以平实的笔调毫不张皇地叙述他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一派顺乎自然的安详气韵。但在他平凡的生活中却蕴含着不平凡的觉解,是修养到家了而不见修炼的痕迹,是汰尽了浮华归复到天然。所以有评论家说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要读书十年,养气十年。但可能年轻人会觉得这里老人气太多,缺乏刚气、锐气、猛气。所以,我觉得对虞博士体现的文化精神要一分为二的分析,有传统文化精神的优势优点,也有弱势弱点,并不是说传统的儒家的都是好的。
就像传统文化很复杂一样,作为传统文化的表征的虞博士也是比较复杂的,他既积淀着传统文化的优点,也有许多弱点,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不能简单否定,也不能盲目肯定。大体上可以这样说:虞博士的这种精神有利于矛盾的统一,而不利于矛盾的斗争;适于维护稳定发展,不适于激励竞争、拼搏;适于协调群体的和谐,不适于激发个体的奋进;适于保养身心康泰,不适于激扬刚猛精进。或者说,在推进社会变革、个体进取等方面,他缺少驱动作用,显得比较保守;而在抑制贪欲、促进和谐、讲求德性、平衡身心等方面,有可以汲取的合理因素。所以吴敬梓把他当作书中的“上上人物”,悬为一面镜子,来照射科举场上争名逐利的、尔虞我诈的人和现象,这个形象植根在传统文化土壤中,在传统社会中容易被体认,所以清代的评论家对虞博士评价都很高,但现在的人对他已经很生疏了,许多年轻人就看不懂他,甚至有一些评论家、专家认为《儒林外史》在讽刺批判虞博士,不相信有这种人存在,就好像否定封建社会里有正人君子、有清官一样。
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捕捉到的贤人真儒如虞博士等形象,是现在《儒林外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过去只重视批判性内容,对正面的、肯定性的现象缺乏研究,现在看《儒林外史》,我们应该扭转这种局面,我们的视界都不一样了,应该有新的觉解。
我讲两次《儒林外史》,暂告一个段落,不足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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