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中国文明的圣徒（5）

是的，肉体是精神存在的条件，甚至由个人推广到社会，我们也一定意义上认同经济主义——发达的精神需要建立在物质的繁荣之上，然而此论必须加以限制，不仅文明的霞彩并不建立在饕餮欲的满足之上，而且富裕也能促使人堕落，并不是在所有比古希腊更富裕的地区都兴起了古希腊那样高妙的哲学，甚至在希腊半岛也没有持续地产生出古希腊哲学；同样，我们在富裕的家庭多看到纨绔子弟，虽然纨绔子弟并不都因其家庭的富裕。显然我们既不能因为避免堕落而尽力贫穷，也不能拘泥于经济主义而将富裕看作文明的充要条件进而把富裕本身作为人生的目的。以中国的历史而论，中国人的伟大文明并非因为他们的富裕，当然他们的地理状况能使自己保持基本的生存（而过于寒冷或炎热的地区没有中国人的相对优越的生存条件），中国人能在温饱线的挣扎中而实现了从一个伟大文明时代过渡到又一个伟大文明时代——在这些持续降临的伟大文明时代中从一个又一个贫寒的家庭走出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历三千年而不断——实在是因为中国人禀有颜回那种发奋忘食、乐以忘忧的精神（之前三代时期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使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人精神的韧性）。中国人以文化着称于世——他们似乎是天生的文化民族、被文化而驯化了的温良的人民，虽然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使他们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有着非凡的成就，但中国人的主要身份是文化人；相比之下，古典时代其他许多地区的人民主要的身份是商人、手工业者乃至强盗，虽然欧洲文化的中心（在古希腊之后）也不断地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但就“人文”的浓郁和文化的连续性而言，似乎不能与中国文化相比。从寒门走出的文化天才都有着颜回的影子，每个大学者都有一段艰苦地发奋读书的经历，这样当他们获得功名而富贵，也就不会骄奢淫逸，因为读书作为他们终生的习惯使他们时时地从古圣先贤的思想中获得省悟。中国人以文化修行，这种修行方式避免了印度苦行者的厌世主义，他们那种胸怀天下的心胸使他们不甘于狭隘的“小乘”的自我，所谓“内圣外王”的“王”的意义并非是一定要当国家统治者（有辅佐君王的机会当然也不一定退避），而是以自我道德修炼到“内圣”前提下，在人群中树立一个高尚的仁者的典范。 


    所以颜回的“苦行”就不是希腊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的苦行，“回也不改其乐”，他忘记了自己在受苦，因为他的心灵获得了满足，第欧根尼是要以自己的生活方式表达对世俗世界的藐视，他就难于平和，他作为哲学家还没有达到忘我的境界，甚至他对于亚历山大的藐视也有“行为艺术”的痕迹。犬儒主义与儒家的精神气质不合，所以中国历代的隐士不能在印度苦行僧或希腊的犬儒主义或中世纪虔诚的基督徒意义上获得理解，而只能从颜回的积极的进取的意义上理解，因为天道是进取的，如果借鉴现代宇宙学而论，在宇宙膨胀的时期内，宇宙历史是进化的，人类作为宇宙历史涌现的精神存在者应该感受到上帝在宇宙膨胀阶段积极的进取精神，以苦行折磨自己或者鄙视人类世俗生活也就因其消极性而没有达到对天人关系之“一”性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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