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女娲和雅典娜分别是中国和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形象。被称为战神和智慧女神的雅典娜是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也是奥林匹斯三处女神之一。在远古的神话中,少女形象的女天神雅典娜首先被誉为骁勇善战维护和平的女战神,后因其对希腊社会文明进步的诸多贡献,又逐渐拥有了丰产女神、议事女神、女工神、育婴女神、智慧女神等诸多尊称。而女娲则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除了“女娲补天”和用黄土造人,继而创造了人类社会等家喻户晓的故事外,传说她还因制造笙簧乐器而被奉为音乐女神;因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使青年男女相互婚配繁衍后代而被尊为婚姻女神。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还将女娲作为其民族的始祖加以膜拜。
这样两位记录着中西方原始文明脉络并沉淀着中西方朴素民族情感的女神形象,竟被如此荒唐地置换为对一校出资或征地有功的校董,让具有无限象征意义的民族文化符号具象化为讨好个体“功臣” ,本土与异邦文化中应有的人文内涵何以承载?对文化应有的起码的尊重何在?对深入人心的传统女神形象做人面神身的肢解与拼接,除了篡改文化的浅薄,是否也让文化无端遭遇了一次野蛮的“强暴” ?并且,这里应该质问的是,这样的所谓艺术真的还是艺术吗?
18世纪康德划时代的“审美无利害”命题为美何以可能找到了先验依据,同时为美与艺术获得自律提供了合法性。正如同朱光潜先生著名的“面对古松三种态度”之说中的审美态度,艺术(美)的创造与鉴赏,只有在没有任何利害相关的前提下才可以实现。从此,美与艺术便在无功利与功利的张力甚至悖论中成就着世人的精神追求。因为弃绝感性与理性的狭义利害之美(艺术) ,正是为了使其实现陶冶人们心灵、呵护人类精神的广义的功利。反过来说,这种广义的功利只有在狭义的无功利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
而今的物化浪潮中,有多少艺术难于幸免,无法超拔于利益钳制,反而让功利僭越于艺术之上,任凭艺术创作献媚甚至匍匐于利益的脚下,不仅悖离了艺术的根本规律,也摧毁了艺术的基本尊严,更无法奢求其对人精神的启迪。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当下打着艺术圣洁的旗帜,南辕北辙地走向庸俗、媚俗甚至恶俗的“艺术” ,通常还是在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中进行,堂而皇之地把文章做到“脸”还尚属少见。因此“易容”塑像用柔软的审美暴力露骨地施展利益强权,可谓为功利僭越艺术做了一个无比生动的注脚——如果我们依然勉强认同该塑像还是艺术的话。并且,当这一注脚被书写在以传道授业、传承文化为旨归的学府殿堂中,其隐喻之恰切、意义之深远更是让同类事件望尘莫及!(煜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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