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突然起兵对抗清廷,并依靠险要地势,屡败官军。清军运送了大量火药抵至前线,准备对莎罗奔进行合围,逼使对方屈服。不料却因值守的士兵疏忽,导致火药库爆炸,当场炸死官兵46人,令士气大损。乾隆闻之震怒,重重处罚了相关人员。清人薛福成的《庸庵笔记》载,同治六年(1867)四月初五,一队从甘肃运送火药的骡车,途经河南荥阳时,因骡子受惊导致车覆,车上运载的子弹碰撞爆炸,引爆了前后五辆车上的120桶火药以及十万颗子弹,荥阳城东的数十间房屋被夷为平地,车夫和居民死亡20余人。另在同年的十月二十五日,位于武昌的陕甘火药局,兵卒在晾晒火药时不慎引发爆炸,巨大的冲击波将半里外的火药厂也一并引爆,人员死伤无数。
最为惨烈的是咸丰九年(1859)的长沙军工厂爆炸。当时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长沙是极为重要的补给地,湖南巡抚骆秉章于长沙创立了军火制造厂,每年的弹药产量达到数十万斤之巨。咸丰九年三月,军工厂发生爆炸,十里之内,都能听到宛如天崩地裂的巨响,爆炸产生的巨大烟雾,如黑云蔽空,迷漫空际,两个时辰后方才散尽。事后详查,现场惨不忍睹,二三里之内的房屋被彻底摧毁,居民也无一幸免,死伤无算,军工厂的旁边本来有一条溪河,爆炸后竟然成为了一块平地。万幸的是,当时长沙城内还另有一座更大的贮存火药的仓库,与军工厂的距离较远,没有受到爆炸事故的影响,如若不然,有全城都被轰陷的可能。
同是发生在咸丰九年的山东火药局爆炸,大概是有文字记载的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火药灾难,事故现场方圆十余里的范围内,房屋俱被震陷。据事后山东巡抚的调查,有名有姓的死伤者,就达四千余人。此外,光绪十六年发生在安徽当涂的火药局爆炸,也造成了毁屋四五百间,死亡三四百人的惨重后果。三年之后,发生在广州三元里的火药局爆炸,遭劫的死伤者更是达千余人之众。
除了失慎引发的灾祸,还有一种近乎愚昧的人为灾祸。清末之际,许多农民拾到战争中打出去没有爆炸的炮弹,贪要炮弹外壳的铜皮,遂自行拆毁炮弹,由此导致惨剧发生。清人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载,同治年间,上海近郊有个陈小弟,拾到官军放出去没有爆炸的落地开花弹数颗,为了取要弹壳铜皮,他把炮弹埋在地下达十三年之久。后来因赌博欠债,他就想到了当年埋在地下的这笔“财物”,暗忖炮弹在地下经年,火药必定已受潮失效,已经可以取铜卖钱。于是他把炮弹挖出,在院内用斧头凿取铜皮的时候,发生了爆炸,陈小弟当场身死,巨大的冲击波还把他家的房子也一并炸毁,其母和幼儿也一同罹难。
民间常以“水火无情”形容水火造成的灾难后果极为恐怖可畏,相比起水火,火药之灾常因事发突然,对人员的杀伤,以及周围环境形成的破坏也更为巨大,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估量,故不论是使用或运输贮存火药,定须慎之又慎。
(摘编自香港《文汇报》 文/青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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