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这一时期，附托墓主以求留名的现象也变得更为普遍。欧阳修在《集古录》中收录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南乡人”为司马整所立的《晋南乡太守碑》，其碑阴题名可见者多达三百五十人，“其磨灭者犹有二十余人，人皆有邑姓名字。” [3](P1137)赵明诚在《金石录》中收录晋武帝咸宁年间（公元275—280年）所立《大长秋游君碑》，[1]其碑阴题名者“凡二百五十三人” [4] ](P368)（；又收录晋惠帝元康二年（公元292年）《晋护羌校尉彭祈碑》，其碑阴“题名者凡三百十二人”。 [4](P372)显然，希图“附托”墓主而留名后世的人，在数量上已超过了东汉。同时，欧阳修在论及《晋南乡太守碑》碑阴题名时指出：“碑阴官属，何其多邪，……当时犹于其间以取士。” [3](P1146)也就是说，附托墓主而留名碑阴，除单纯的留名之外，还可以增加入仕的机会，这使立碑的政治功利的目的更加凸显出来，成为热衷于为逝者立碑而镌名碑阴者数量大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由于留名后世被如此看重，因而名门大族和权势显赫者，对碑文内容极为讲究。东晋中期，孙绰以文才著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 [7](P1547)这显然是对留名极度重视的一种表现。而赵超先生在《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收有西晋惠帝元康三年（公元292年）《晋故处士成君之碑》，[11](P5)这已不是为官员，而是为普通士人立碑留名了。可见，“好名”心态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因而，桓温 “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12](P3248)的名言出现在这一时期绝非偶然，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留名后世的极度渴望，只要能够留名，即便留下恶名而遗臭万年也在所不惜了。与之相适应，希望借助先辈的名声来提高自己身价者，也不乏其人。《晋书·袁宏传》中记述说：袁宏曾撰《东征赋》，在赋末“列称过江诸名德”而未载桓温之父桓彝，桓温“知之甚忿”，当面严辞质问袁宏道：“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 袁宏在赋中没有记述陶侃，陶侃之子竟然“于曲室抽刃问宏”，为何不将其父亲记入赋中。 [7](P2391)可见，先辈的“身后名”受到人们何等的关注，为使父辈留名，后人已经到了以诛杀相威胁的程度。
而在两晋十六国时期，通过史书留名，同样被人们认为是优于立碑的“最佳选择”，“显名于竹帛” [7](P1274)是人们的最大愿望，不能留名于史书则是臣子之遗恨。“世为西土著姓”的敦煌人段灼，在给晋武帝的上疏中便说：“不能垂功名于竹帛，此臣之恨二也。” [7](1341)而“身虽云没”，但能“书名良史”，是颇受人们称许并被视为楷模的行为。 [7](P1571)这种心态，在十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身上也体现了出来。吐谷浑首领吐延便说：如果不能“名垂竹帛”，那将是“愧于心”的极大遗憾。 [7](P2538)后秦君主姚兴也认为，不失时机而最终“垂名竹素”，是自己的心愿。 [7](P3005)这成为当时用史书的形式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风气日趋盛行的强大推动力。
四
南北朝时期，情况变得更为突出。北齐大臣王綋在回答文宣帝高洋“何为大苦”的问话时说：“亡国破家，身死名灭，所谓大苦。”听到王綋的回答后，高洋“默然”。 [12](P366)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名灭”，即不能留名后世，与“亡国”、“破家”、“身死”等最坏的结果相同，都是“大苦”之事。在这种心态的驱动下，人们留名后世的愿望表现得十分强烈。最高统治者方面，在分裂割据的局面下，为了标榜自身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也为了使自己和祖辈的“勋业”能够“垂之无穷”，流芳百世，这一时期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国史”的撰写和保存，这种希图通过撰修国史而流芳后世的行为，事实上是东汉以来日趋强烈的留名后世的心理需求在最高统治者身上的一种延续。这使通过 “国史”的撰述达到名垂后世的目的，成为当时统治者中一种普遍存在的观念。北朝学者刘昞在为刘劭《人物志》中“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一语作注时即指出：所谓“国史之任”，其作用乃是“宪章纪述，垂之后代。” [13]( (P625)也就是说，其目的是记录统治者的所谓“善政嘉谟”，以使其能够留名后世。同时，统治者也极力倡导臣下通过效忠朝廷而获取留名的机会，即所谓“夫士之为行，在家必孝，处朝必忠，然后身荣于时，名扬后世矣。” [14](P76)
在“效上”风气非十分浓厚的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这种追求流芳万世的观念和举措，其向下的“扩散”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它促成了当时留名观念的进一步流行。南齐人何昌寓便说：能够做到“阖棺之日，不陨令名，竹帛传芳烈，钟石纪清英，” 是历代贤者死而无憾的原因。 [16](P760)南朝著名学者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序志》中强调“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 [2](P725)在他看来，人之有形的肉体脆弱而易逝，而留下的名声却比金石更能传之久远。北朝史家魏收撰成《魏书》后，不仅生前多次遭到指责与“投诉”，甚至去世之后仍被发冢弃骨，《魏书》也被斥为“秽史”。这种极端行为的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人认为其家族的先辈在书中“不见记录”，或其“家世职位”被遗漏， [16](P2031)不能“留名青史”，因而对魏收极为怨恨。可见，当时人们希图留名的心态是何等的强烈。这种心理需求不仅表现为希望先辈留名，与前代一样，也表现在企盼自身留名上。
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在南朝统治区，“冒禁”立碑镌铭者不乏其人。而在北方，立碑镌铭也很普遍。因出使而拘滞于西魏和北周的著名学者庾信，其文才备受推崇，因之出现了北朝“群公碑志，多相请托”的景况。 [17](P734)这一方面说明了“群公”对碑文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显现出了当时北方立碑之盛。同时，这一时期，与碑铭性质相同的墓志铭也开始大量出现，墓志铭在北朝诸政权尤其是北魏统治时期急遽增多，[2]留名后世的心态不仅强烈且十分普遍。在时人看来，凡有功德可述者，都应刻“颂”镌“辞”，使其名闻千载，所谓“若功建而颂不兴，德立而辞不作，则千载之下曷闻？百代之后曷述？” [11](P184)这一时期，除大量的皇亲贵戚、文武官员外，不少宫女、太监、僧尼、处士、县民也有墓志铭。铭文中“镂石标美，万代流馨”，“式述景绩，垂之无疆”，“式镌景范，垂之永年”，“铭咏千载，万古流芳”，“永流懿迩，式传不朽”，“刊石表铭，式传不朽”，“镌声影于斯石，庶万古而无亡”，“鸿谟不朽，万载垂芳”，“刊石墓门，传光来世”，“刊石传辉，式扬不朽”，“镌石勒铭，传美遥年”，“镌石传名，庶流敻古”，“托镂志功，名传后咏”等言辞比比皆是，[3]反映出强烈的镌石勒铭以图留名后世的心理需求。
但是，正如我们在论及东汉至两晋时期的相关情况时所说，就满足留名后世的心理需求而言，写史记述较之立碑镌铭更具权威性，同时也更简便实用，流传也更为久远，在纸作为书写材料已经取代简牍和缣帛的南北朝时期尤其如此。北魏著名史家李彪在言及史官和史籍的作用时便认为：“金石可灭而流风不泯者，其唯载籍乎？” [15](P1396)强调史书记述在流传时间上的优势。碑禁也促使人们更多地依赖史书以实现留名的愿望。在这一时期，把史传的记述作为留名后世的一种依托，较之镌石勒铭更为普遍。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六月，隋文帝杨坚的第三子秦王杨俊病逝，王府僚佐上请为杨俊立碑，文帝回答说：“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 [12](P5572)显然，在隋文帝看来，要留名后世，写史记述远较立碑镌铭为优。此事虽发生在入隋之后，但隋文帝长期生活在北朝，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南北朝时期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存在与强烈的留名后世的心理需求相结合，对史著的撰写和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知几.史通[A].浦起龙.史通通释（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刘勰.文心雕龙[A].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
[4]赵明诚. .金石录[A].金文明.金石录校证[M].北京：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
[5]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二十五史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5.
[7]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郦道元.水经注[A].王国维校，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水经注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9]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张鹏一编著，徐清廉校补.晋令辑存[M].陕西：三秦出版社，1989.
[11]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1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 中华书局，1956.
[13]程荣纂辑.汉魏丛书[M].黑龙江：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14]李百药.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15]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6]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7]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令狐德棻等.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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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留名后世被如此看重，因而名门大族和权势显赫者，对碑文内容极为讲究。东晋中期，孙绰以文才著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 [7](P1547)这显然是对留名极度重视的一种表现。而赵超先生在《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收有西晋惠帝元康三年（公元292年）《晋故处士成君之碑》，[11](P5)这已不是为官员，而是为普通士人立碑留名了。可见，“好名”心态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因而，桓温 “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12](P3248)的名言出现在这一时期绝非偶然，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留名后世的极度渴望，只要能够留名，即便留下恶名而遗臭万年也在所不惜了。与之相适应，希望借助先辈的名声来提高自己身价者，也不乏其人。《晋书·袁宏传》中记述说：袁宏曾撰《东征赋》，在赋末“列称过江诸名德”而未载桓温之父桓彝，桓温“知之甚忿”，当面严辞质问袁宏道：“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 袁宏在赋中没有记述陶侃，陶侃之子竟然“于曲室抽刃问宏”，为何不将其父亲记入赋中。 [7](P2391)可见，先辈的“身后名”受到人们何等的关注，为使父辈留名，后人已经到了以诛杀相威胁的程度。
而在两晋十六国时期，通过史书留名，同样被人们认为是优于立碑的“最佳选择”，“显名于竹帛” [7](P1274)是人们的最大愿望，不能留名于史书则是臣子之遗恨。“世为西土著姓”的敦煌人段灼，在给晋武帝的上疏中便说：“不能垂功名于竹帛，此臣之恨二也。” [7](1341)而“身虽云没”，但能“书名良史”，是颇受人们称许并被视为楷模的行为。 [7](P1571)这种心态，在十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身上也体现了出来。吐谷浑首领吐延便说：如果不能“名垂竹帛”，那将是“愧于心”的极大遗憾。 [7](P2538)后秦君主姚兴也认为，不失时机而最终“垂名竹素”，是自己的心愿。 [7](P3005)这成为当时用史书的形式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风气日趋盛行的强大推动力。
四
南北朝时期，情况变得更为突出。北齐大臣王綋在回答文宣帝高洋“何为大苦”的问话时说：“亡国破家，身死名灭，所谓大苦。”听到王綋的回答后，高洋“默然”。 [12](P366)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名灭”，即不能留名后世，与“亡国”、“破家”、“身死”等最坏的结果相同，都是“大苦”之事。在这种心态的驱动下，人们留名后世的愿望表现得十分强烈。最高统治者方面，在分裂割据的局面下，为了标榜自身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也为了使自己和祖辈的“勋业”能够“垂之无穷”，流芳百世，这一时期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国史”的撰写和保存，这种希图通过撰修国史而流芳后世的行为，事实上是东汉以来日趋强烈的留名后世的心理需求在最高统治者身上的一种延续。这使通过 “国史”的撰述达到名垂后世的目的，成为当时统治者中一种普遍存在的观念。北朝学者刘昞在为刘劭《人物志》中“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一语作注时即指出：所谓“国史之任”，其作用乃是“宪章纪述，垂之后代。” [13]( (P625)也就是说，其目的是记录统治者的所谓“善政嘉谟”，以使其能够留名后世。同时，统治者也极力倡导臣下通过效忠朝廷而获取留名的机会，即所谓“夫士之为行，在家必孝，处朝必忠，然后身荣于时，名扬后世矣。” [14](P76)
在“效上”风气非十分浓厚的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这种追求流芳万世的观念和举措，其向下的“扩散”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它促成了当时留名观念的进一步流行。南齐人何昌寓便说：能够做到“阖棺之日，不陨令名，竹帛传芳烈，钟石纪清英，” 是历代贤者死而无憾的原因。 [16](P760)南朝著名学者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序志》中强调“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 [2](P725)在他看来，人之有形的肉体脆弱而易逝，而留下的名声却比金石更能传之久远。北朝史家魏收撰成《魏书》后，不仅生前多次遭到指责与“投诉”，甚至去世之后仍被发冢弃骨，《魏书》也被斥为“秽史”。这种极端行为的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人认为其家族的先辈在书中“不见记录”，或其“家世职位”被遗漏， [16](P2031)不能“留名青史”，因而对魏收极为怨恨。可见，当时人们希图留名的心态是何等的强烈。这种心理需求不仅表现为希望先辈留名，与前代一样，也表现在企盼自身留名上。
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在南朝统治区，“冒禁”立碑镌铭者不乏其人。而在北方，立碑镌铭也很普遍。因出使而拘滞于西魏和北周的著名学者庾信，其文才备受推崇，因之出现了北朝“群公碑志，多相请托”的景况。 [17](P734)这一方面说明了“群公”对碑文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显现出了当时北方立碑之盛。同时，这一时期，与碑铭性质相同的墓志铭也开始大量出现，墓志铭在北朝诸政权尤其是北魏统治时期急遽增多，[2]留名后世的心态不仅强烈且十分普遍。在时人看来，凡有功德可述者，都应刻“颂”镌“辞”，使其名闻千载，所谓“若功建而颂不兴，德立而辞不作，则千载之下曷闻？百代之后曷述？” [11](P184)这一时期，除大量的皇亲贵戚、文武官员外，不少宫女、太监、僧尼、处士、县民也有墓志铭。铭文中“镂石标美，万代流馨”，“式述景绩，垂之无疆”，“式镌景范，垂之永年”，“铭咏千载，万古流芳”，“永流懿迩，式传不朽”，“刊石表铭，式传不朽”，“镌声影于斯石，庶万古而无亡”，“鸿谟不朽，万载垂芳”，“刊石墓门，传光来世”，“刊石传辉，式扬不朽”，“镌石勒铭，传美遥年”，“镌石传名，庶流敻古”，“托镂志功，名传后咏”等言辞比比皆是，[3]反映出强烈的镌石勒铭以图留名后世的心理需求。
但是，正如我们在论及东汉至两晋时期的相关情况时所说，就满足留名后世的心理需求而言，写史记述较之立碑镌铭更具权威性，同时也更简便实用，流传也更为久远，在纸作为书写材料已经取代简牍和缣帛的南北朝时期尤其如此。北魏著名史家李彪在言及史官和史籍的作用时便认为：“金石可灭而流风不泯者，其唯载籍乎？” [15](P1396)强调史书记述在流传时间上的优势。碑禁也促使人们更多地依赖史书以实现留名的愿望。在这一时期，把史传的记述作为留名后世的一种依托，较之镌石勒铭更为普遍。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六月，隋文帝杨坚的第三子秦王杨俊病逝，王府僚佐上请为杨俊立碑，文帝回答说：“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 [12](P5572)显然，在隋文帝看来，要留名后世，写史记述远较立碑镌铭为优。此事虽发生在入隋之后，但隋文帝长期生活在北朝，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南北朝时期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存在与强烈的留名后世的心理需求相结合，对史著的撰写和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知几.史通[A].浦起龙.史通通释（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刘勰.文心雕龙[A].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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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明诚. .金石录[A].金文明.金石录校证[M].北京：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
[5]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二十五史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5.
[7]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郦道元.水经注[A].王国维校，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水经注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9]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张鹏一编著，徐清廉校补.晋令辑存[M].陕西：三秦出版社，1989.
[11]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1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 中华书局，1956.
[13]程荣纂辑.汉魏丛书[M].黑龙江：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14]李百药.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15]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6]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7]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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