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巴老与我（1）

　巴金在世时，我同他的直接接触并不多。从1963年起，42年间只有两三次通信；在老人80岁之后，我到上海武康路寓所拜访过五六次，每次长则二三个小时，短则二三十分钟。尽管每一次见到老人，我都有所获，有所感，有所思，但我认为实在无需用笔墨铺陈见面的情形，这是因为在我的眼中，他只是一位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的作家，一位诚挚平易、谦虚热情的长者，一位对人类满怀爱心、对他人甘于奉献的老人。读他的作品，我像是在聆听亲切畅快的心语；坐在他的对面或身旁，我眼前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普普通通的长辈。 

　　1963年10月17日：巴老给我写复信 

　　1963年秋，我给巴老写第一封信。当时，我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五年制)。刚刚进入四年级，我便有一个颇大的构想：以巴金的创作道路为题，撰写当年的学年论文和一年后的毕业论文。9月23日，我写完一封两千字的信，向巴老求教。这封信是由我的论文指导教师、巴老的朋友林如稷教授转寄的。我在信中表示，我敬佩他的作品体现出来的作家全人的风格，我立志研究他的作品和创作道路，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因为这“实际上关系到正确地批判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进步传统，关系到如何掌握评价新文学史上一大批进步作家的标准，涉及到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去对客观事实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我表示，目前国内有关他的论文，对他的论述和研究不够充分、全面和公正，对他的作品的评价不全然符合事实。我之所以写这些话，是因为我不满1958至1959年全国范围内以“巴金作品讨论”为名对他的大规模批判，不满文学研究和评论中日见抬头的种种“左”的思潮。 

　　10月29日，林如稷教授转给我巴老17日写的复信，还有一本我求借但巴老送我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巴老的信用毛笔竖写在《收获》信笺上，字迹流畅飞动，文句却颇多委婉。信中说：“说实话，我希望您最好不要研究我的作品。我过去写得多，但写得不好，现在社会活动较多，文章写得少，还是写得不好——自己看看，也不满意，何况别人！倘使我将来能写出好作品，我当然不反对人们谈论它。目前我害怕您会白白浪费了您的时间。” 

　　我是一个不懂测风察云的书生，在“阶级斗争”风声日紧的1963年秋写信给巴老，表示要研究他的作品和创作道路，并表示出对“巴金作品讨论”和文学评论中“左”的思潮的质疑。这不能不使一年前因《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发言而承受压力的巴老感到忧虑，因此，他希望我“最好不要研究”他的作品，“害怕”“白白浪费了”我的时间。当时我的确不明白形势的严峻，只把巴老的这些话看成作家的谦虚，未能理解老人的深意，仍坚持自己的选题。学年论文刚刚完成，上面派的工作组便进驻学校，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我被认为是“重专轻红”的学生干部，开始说要“洗手洗澡”、“下楼”，后来新文件赦免学生干部，只靠边参加运动。运动期间停课，天天开“揭发会”、“斗争会”，但毕业论文还要写，我不可能再写巴金，必须另选题目，已经写出的3万多字的文稿便束之高阁了。 

　　1984年12月3日：我第一次拜访巴老 

　　1978年秋，度过十年浩劫之后，我离开西北来到北京，带着保存了14年的旧稿，重新踏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巴金之路。为了抢回失去的时光，我整日遨游在书海之中，跑各家图书馆，查旧报旧刊，觅绝版书籍。此后6年间，我记得只给巴老写过一封问候信。直到我出版了论述巴金文学道路的小书并编成三卷研究资料后，才下决心去上海见他。1984年12月3日下午，在巴老度过80岁生日之后，陈思和带我第一次走进武康路巴老寓所。我带去一份复制件，这是1948年12月29日上海《大公报》以《巴金的心境》为题刊登的两行巴老的手迹：“我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话，痛苦和战斗，这是支持宇宙的两根支柱。”其中“一句话”三字有脱笔，看不清是什么字，因此，想请巴老和小林同志辨认。 

　　为了节省巴老的时间，两天前我已将要谈的问题写在纸上，交小林转交巴老。我提出的问题主要是：30年代对“鲁迅的道路”的认识，以及今天对“鲁迅的道路”的看法；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对他自觉从事创作是否有影响；怎样确凿认识作家的社会理想、政治观点与小说的思想的关系；写一个作家的传记，最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怎样看待传记要写出“我眼中(或心目中)的×××和写出“真实存在着的×××”这两种观点。 

　　巴老依次谈了对我提出的5个问题的看法，又即席回答了我临时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当时，巴老因摔跤骨折腿不大方便，但精神很好，回答我的问题时没有准备任何文字材料，还能整段背颂鲁迅的话。我们用四川话谈了两个小时，思和一直在旁边听我们谈话。谈话中间，作家师陀来坐了一会儿。8年后，我重新翻看这次谈话记录，亦觉巴老的谈话深具研究的价值和史料的价值，有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便将谈话的主要部分整理出来，经巴老审订后以《巴金访谈录——关于“鲁迅的道路”、传记写作及其它》为题发表于《文艺报》。 

　　1989年11月23日：我请求巴老与研究者见面 

　　在第一次与巴老见面后，5年时间匆匆而过。1989年11月，我参加在上海市郊青浦举行的“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1989年末能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巴金研讨会，还有香港和国外的学者参加，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11月21日，会议开幕，许多代表当场强烈要求探望巴老，会议主持者颇感为难，因为他们在会前已与巴老联系过，未获同意。会议主持人再三解释，但要求仍殷殷不停。受会议之托，23日下午，我同李济生老人、丹晨陪同与会的几位日本学者去巴老寓所，同时，代大家再向巴老陈情。进客厅后，同去的日本青年学者新谷秀明有点胆怯，站在后面不语，巴老看见后对他说：你是新谷秀明，来过我家。我见新谷秀明听后连连点头，露出十分惊诧的神色。我对巴老说：有十几位研究者，也是几十年来读您的书的读者，现在来到您的门前，不见您心里实在过不去，50岁的人说起这事都流泪，请巴老见见吧。巴老听后，立即说：“见一见，见一见。”这样，便约定第二天上午10点见面。第二天，十几位从未与巴老谋面的代表，乘车去武康路巴老寓所，我则随过去已见过巴老的代表参观大观园。会议闭幕后，28日下午，我与思和又应约去巴老寓所，请教有关全集佚文等问题。这两次见巴老，我明显地感到，老人的体力不如5年前，行动已很困难，但他那平易的风范、清晰的思路仍然如故，他思维的敏捷和记性的超常，更令我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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