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修辞学界个别人的学术水平之差、学术声誉之坏,那实在是让人为之扼腕痛惜,摇头叹气。如某著名大学里,有一个自称是搞修辞学的教师,给中文系学生上课时竟将汉语成语“破釜沉舟”解说成“拿把斧子把船砍沉”,结果被中文系学生赶下台去,下岗,赋闲,流放国外。这个典故,后来成为该教师所在的大学中文系乃至全校师生耳熟能详的“经典段子”。由于该大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这个典故也成了整个中国语言学界传为“佳话”的谈资。诸如上述的“佳话”还有很多,只要问问那所著名学府的相关院系,许多师生都能娓娓道来,说出很多。如果大家有兴趣,在适当的时机,请相关人士给大家说说这些“典故”。
又如某位头顶所谓“教授”头衔,据说在学会里还是个副会长角色,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对偶是中国特有的修辞方式”,结果背后被人骂翻。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印欧语系的诸语言中,对偶现象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西方古典修辞学中就有讲对偶修辞格的。美国著名汉学家浦安迪就说过,讲究对偶“这一特色自然绝非中国文艺所独有,在西方文学中,对偶的概念和古典修辞学尤其相关。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品中,不乏或多或少运用对偶的例子。”(《中国叙事学》第48-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就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却厚颜无耻,竟敢经常打着学会领导的幌子给年轻人“讲学”或作报告。在一些小学校,甚至还能听到这位副会长接受学生专访、谈治学经验的“爽朗笑声”。这不是误人子弟、流毒后代吗?中国修辞学会中有诸如上述这种不学无术,却通过不正常手段在学会中上窜下跳谋取领导职位的小丑,这如何不让中国修辞学界全体同仁蒙羞?如何不带累中国修辞学学科的名声?
说到学会领导层出了问题,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两个人,这就是原学会秘书长陈汝东和原副会长吴土艮。
陈汝东能够当上中国修辞学会的秘书长,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突出的学术贡献,也不是他有什么杰出的组织工作能力,而是因为他的导师王德春是学会会长。陈汝东毕业于山东教育学院,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了王德春的博士生。因某种特殊机缘进了北大中文系,但不久就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被调离。最后,历经周折,颠沛流离,才调配到北大新组建的新闻传播学院。在新闻传播学院,陈汝东因学术原因所遭遇的人生挫折,众所周知。为了能够晋升北大的教授,陈汝东采取了“曲线救国”的策略,企图通过在中国修辞学会内的运作而实现“以外逼内”的目标,即不择手段地谋求学会副会长职位,证明自己学术水平,最终达到晋升教授的目标。然而,中国修辞学会会员的眼睛是雪亮的,陈汝东的学术水平是明摆在那的。陈汝东的导师王德春身为学会会长,虽然对自己学生的水平心知肚明,但为了帮助陈汝东,还是不遗余力勉而为之。加上“军师”吴土艮机关算尽的策划,一次次企图暗度陈仓。2006年在中国修辞学会第八届年会期间,因为常务理事会坚持原则,采取“不提名,没有特定候选人”的海选方式进行投票选举,陈汝东没有得到多数常务理事支持,最后铩羽而归。两轮海选的结果,只有复旦大学教授、博导吴礼权一人获得多数选票,成为新增的副会长。这也是中国修辞学会创会近30年来第一次以投票方式选举学会领导的尝试,也是学会第一次单纯以学术成就为标准选举学会领导的尝试。虽然这次选举透明、公正,是中国修辞学会史上值得称道的一次改革,但却打破了陈汝东副教授企图谋取学会副会长的迷梦。投票结果公布的当时,陈汝东副教授就精神崩溃,气急败坏地当场表示不满,终于撕下了平日假装出来的斯文模样,露出了本来面目,在修辞学界传为笑谈。然而,笑谈归笑谈,为了实现“由外逼内”在北大晋升教授的终极目标,陈汝东副教授利用秘书长的工作便利以及导师王德春是会长的背景,在吴土艮“军师”的协助下,采取了一次大胆的行动。这就是2007年夏天的哈尔滨会议。这次会议在黑龙江大学召开,事先刻意不给特定的几个副会长、常务理事与相关的理会寄发会议通知(事后把责任推到邮局)。结果,以类似于非洲小国“军人政变”的方式,在只有五个常务理事参加的小型学术会议上将陈汝东副教授选举为副会长。2007年11月在天津会议上,参加会议的其他几位副会长,以及多位常务理事、理事在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哈尔滨会议的“非法性”,要求更正。更有未到会的常务理事提交了书面声明,要求追究责任,端正修辞学会领导层风气。会上,还有理事提出了陈汝东副教授在哈尔滨会议上为了谋取学会副会长而冒称“北大教授”的事证物证,当面提交给陈汝东所在单位的领导徐泓常务副院长。在事实面前,陈汝东副教授哑口无言,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教授为之羞愧难当。第二天,在学术报告大会开始时,陈汝东副教授当着全体与会学者与自己学院领导徐泓教授的面,坦承自己是北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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