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在网上引起了激烈讨论,不少评论认为“孝子”这个概念不太可能批量生产。这个定了时间、数量的百万“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说到底是相关部门的一个量化了的“指标工程”,具体落实的效果很难评估。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孙春晨对此解释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前青少年教育中普遍存在“重知识、轻德育”的现象,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旨在通过培养孩子孝心,在青少年中开展孝文化普及教育,引领青少年从小养成孝亲敬老的美德。
众所周知,孝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相当的分量,《孝经》在我国儒家文化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关部门提倡对孩子进行孝心培养的初衷本无可厚非。但涉及“孝心能否量化培养”、“应在什么阶段培养”以及“如何衡量孝心”等具体问题,有关部门还想要一手包办,这就大可存疑。
中国自古有尊崇孝道的文化传统,“卧冰求鲤”、“哭竹生笋”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孝子故事。有这样的文化基础,培养百万孝子并非没有可能。只不过,古代推崇的“孝道”多为“愚孝”,那些孝子故事叫现代人看过可以说是匪夷所思加惊心动魄,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已经抨击过,这里就不再啰嗦。当然,人们大可反驳说,社会主义先进性文化下的“孝”已经在前人基础上去其糟粕,用其精华了,但这个“孝”的目标,是可以定时定量、依靠大跃进式的培养和批量化生产的吗?
虽然“孝子工程”有着促进青少年道德培养的“正确”初衷,但这种用工程来促进道德的行为,怎么看怎么让人觉着不对劲儿,“孝子”成了有关部门的一个产品、红头文件里的一个词、评比的一个项目。有关部门自定一个“完美”的道德标准,在此标准下,只需要工程的宣传、教育、评估机器开动,孝子就能如流水线上的一瓶瓶农夫山泉一样,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且每一个都“味道有点甜”,这可能吗?而且,这个过程一旦与利益挂钩,与校方、学生、升学率等等因素纠缠在一起,会不会滋生新的舞弊行为?众所周知,伦理道德需要通过社会建设、制度完善并培育良好道德成长的土壤,是一个应该“社会说了算”的事。但现在的公共部门,直接充当道德的裁判和道德的生产者及道德的拥有者,这种“三位一体”的畸形组合恰恰是道德发展的最大阻碍。
什么时候人们最渴望“孝道”?那就是社会道德沦丧,世间已无孝道可言的时候。孔子周游列国一个劲儿宣讲君臣之王道,父子之孝道,正是因为当时乱世的社会道德已经支离破碎。比较近的一次,“孝子”在北洋政府时期也以政令推行过。历史地看,当“孝子”也能成为一项“工程”时,真正缺失的不是孝道,而是社会的道德、良知与常识。(孙骁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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