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国学与文人画大师苏东天（2）

　（四）


　　夏、商、周三代有为孔子编定的“六经”文献遗存，还有后人大量的研究史料；更重要的是近现代以来大量的考古文物出土，重现了当时历史的状况。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必皓首穷经，钻死衙衕了。不会再如董仲舒所言的：“所问：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第五》）。不过，自汉代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学术研究人云亦云，莫名其妙的状况，并未有多大的改变。而现代半个多世纪以来，往往又不尊重历史，只以某种现实需要出发去进行取舍拼凑；今之学人往往以西方的形而上学观念，直观地分割地进行取舍，断章取义，自以为是。比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典《诗经》，历代释诗之著作，虽汗牛充栋，但往往众说纷云，分歧巨大，至今尤然。其原因不言而喻，就是研究者对《诗经》成诗的年代——三代、尤其是周代的历史缺乏应有的研究，不了解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的基本特质，全凭主观猜测、自然就会不明要领，谬误百出了。苏东天的《诗经辨义》则不同，他是从中华古代史固有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出发，弄清了三代文化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尤其是周代的历史现状。他借重“六经”和考古成果，深入地探索周代文化史的风貌。其实一部《诗经》，就是最真实生动的史籍，它全面地、生动地、深刻地反映了周代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历史现状，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史诗，也是三代“礼治”社会发展到盛期的最高文化的代表，从而，苏东天便破天荒地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诗经》之诗的真实意义。三百零五首诗，自孔子而后两千多年来，误释之诗竟达百分之六十以上，不能不令人唏嘘感叹。有人评说：自汉毛诗而后两千多年又由“苏诗”开其新纪元矣！只要读一下他那本书的“诸论”，便会明白了他精辟的史论观和诗论观；再看他的“辨义”，总是从实际出发，力求客观、真实，深入浅出、切中要害。这里不妨略举一二，三代是奴隶制礼治社会，以血缘家族为基础建立的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体系、与其相应的礼治制度，是十分严密而完善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一历史实际切不可忽视。其天子--公卿诸侯--大夫--士--庶人，这种从上而下的宝塔式的社会政治统治等级体系结构，是一个等级森严、结构严密的礼治社会统治网络。诸侯是天子的陪臣、大夫是诸侯的家臣，士是大夫的家臣，形成国家的血缘统治网络。士是基层管理者，似农村公社社长，故“士食田”，“不知有国”（不能参预国事），只负责监督庶人进行农事，征收赋税、军费军械军饷和组织军队、军民一体，故又是基层军队长官。“大夫建邑”，能参预邦国与国家事务，似今天的政府行政官长，因公事可乘用驷马大车，驰骋于国道。而“诸侯立家”（有似今天的省自治与自治区），为天子陪臣以治理邦国。天子与诸侯系叔伯甥舅的血亲关系，不是君臣关系，所以天子召见诸侯，诸侯尊称天子为兄，天子称诸侯公卿为叔伯甥舅。诸侯于大夫、大夫于士、士于庶人，皆如此。依礼仪制度，不同等级身份的称谓、服饰、装饰、礼仪待遇是不同的。如称谓：“君子”，用于三公九卿诸侯之间；“子”，用于大夫以上贵族之间；“之子”多指大夫以上贵族女子与夫人。天子妻室，多称妃子；三公九卿诸侯妻室称夫人；大夫妻室称孺人；士妻室称妇人；庶人妻室称妻。大夫以上子女出嫁，称“于归”，而士庶子女出嫁则称“适”。如服饰：非五彩不入公门。庶人不可服五彩，大夫以上贵族以五彩正色为衣，以黑色为贵，以间色为裳。故庶人只可服间色衣服，间色布帛不可拿到集市买卖。士以上可佩带不同规格的玉佩，天子充耳为玉，诸侯为似玉之石。天子衮衣绣裳，诸侯狐裘、羔裘豹袪，大夫有韨等等。以上所举，《诗经》中均有充分的反映，但古今释诗者，一概不论，随心所欲，把君子、子、之子、于归等，释为“劳动大众”庶人们之间通用的称谓，驷马大车，庶人奴隶亦可乘坐，羔裘豹袪竟也穿到奴隶庶人身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顾史实，还能搞清楚诗义吗？古人因缺乏史料和科学的眼光，造成“诗无达诂”的现状，尚可理解，而今天仍重复旧说，人云亦云为依归，实在不应该。大量的考古资料被不断地从地下挖出来，为古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应该花大力气，有所发现、有所进步。苏东天就是不信前人的研究成果，只依原典、考古资料及重要的史籍，互为印证，去伪存真，在弄清史实的基础上去解释“诗”的真实意义。这就是他能够推翻两千多年来的所有成说，为《诗经》别开生面、还其真相的原因。可惜的是，如今有识者寥寥，而与古典隔膜者满目皆是，面对虚浮的时风，苏东天无可奈何地吟道：“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所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又：“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感到曲高和寡，孤独而寂寞。

　　（五）

    苏东天在解决了《诗经》这一难题之后，便着手解决历史上另一个难点，那就是王弼“玄学”。平日人们往往习惯把一些莫名奇妙的问题讥称为“谈玄”，说明“玄学”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了弄不明白的难题。今天学术界，也仍然是各云其是，莫名其奥妙所在。

    王弼是假注《易经》、老子《道德经》和孔子的部分《论语》语录，而创立自己的玄学哲学的。所谓他的“玄学”，本质特点究竟是什么；历来不得要领。既然是“注释”，以“解释学”理解之，自然合情合理。而经苏东天的研究，王弼玄学乃是本体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这不仅令古人难以了解，就是今天的学术界也未能明白。因为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除了王弼之外，没有谁自觉地认识到什么是“认识论与方法论”，至于它的重要性，更是莫名其妙。不象马克思、毛泽东的哲学，把认识论与方法论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如毛泽东的《矛盾论》与《实践论》便是唯物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专著，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并走向了成熟。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发展始终未能走向成熟，形成自己严密的体系，其原因就在于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理论的缺失。从易、老、孔、荀、董到朱熹理学之集大成，始终没有人自觉地意识到“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因此不会去作必要的研究。如太极之阴阳观，孔子之“中庸”，的确属于智慧的结晶，本可以形成其独特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但几千年来则始终停留在原地，越走越玄，不得要领。

    根据苏东天的研究，王弼的伟大，就在于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自觉地研究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并创立了本体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原理的伟人。从而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可以由生成论走上本体论的高层次的较成熟的发展阶段，但由于历史的悲剧，终遭扼杀。

　　王弼是从易、老、孔圣哲那儿觉悟到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原理的，“道”，在古代圣哲那儿是既有生成论观念又有本体论观念的，老子说“道”即“无”，所以王弼确立了“以无为本”的哲学原理，这就完全摆脱了“道”之生成论、本体论混淆不清的历史，树立了本体论哲学的最高原理。然而，王弼并未如何晏那样就此止步，而是以“以无为本”为主导，藉易、老、孔的典籍权威建立起本体论之认识论与方法论原理与理论体系。他在《老子指略》与《孔子释疑》的短论中，明确地提出：以无为本、崇本息末、举本统末、崇本举末、以寡统众等重要原理。并运用这认识论与方法论原理，针对曹魏政权和社会的各种弊病，借注释老、孔、易，不仅建立起他的理论体系，而且严厉地批评了时政的种种弊端和社会危机的严重问题，希望自己的良苦用心能对风雨飘摇的曹魏政权有所帮助。但历史的悲剧现实，未能让他有用武的机会，随着曹魏政权的覆没，他也就病逝了。到了东晋和南朝，他的遗著才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被置学官，才给社会以极大的影响，王弼“玄学”之名也就被确立起来。由于社会动乱不安，使他的理论原理未能对社会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对人的思维能力，尤其是上层知识界、文人的积极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人们由外在的功业转向了本体内在精神境界的修为；玄佛合流，人皆有佛性，皆可成圣贤，推动了文人们以圣哲为标的的“魏晋风度”之社会时尚风气的形成和泛滥。王弼玄学与佛学的思辨哲理成了社会“谈玄”的时尚，文人们思想的自由、开放、活跃，所酿成的时代社会学术热潮，成了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之后的又一“自由争鸣”之社会景观。不过，前者则重于政治思想，而后者则着重于思辨哲学和人的自觉及内在精神境界的开发和独立。这一风潮从而推动了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尤其是诗论、文论、书论及美术理论，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如文论《文心雕龙》、画论“六法”，便成了而后千古不易的典则。正由于文艺理论水平的高拔，不仅大大地推动了两晋南北朝文人诗、书、画的勃兴，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唐宋文运高潮的形成。如诗歌、散文、书法、绘画，大家辈出，群星灿烂，成就卓越，创造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文化艺术盛世时代。

　　从以上这些苏东天的学术观点和成就，使我们明白了王弼“玄学”的特质及重要的历史作用。这一学术成果无疑又是开创性的，终于揭示了“玄学”这一难题的真面目。

 （六）



    第三个难点，便是佛学哲学了。由于我们视佛教为宗教迷信，与佛学经典的庞杂高深，文人们往往敬而远之，研究更视为畏途，以致将人类思想史上最为优秀的人学思想和思辨哲学忽视而遗弃了。苏东天在九十年代初结识了日本佛学家池田大作之后，认识到佛学的人学思想和中国古代智顗的圆融中道哲学已为池田大作继承和发扬起来，并构成了他新中道哲学思想的重要基础。智顗大师所创立的“十界互具”、“三谛圆融”、“一念三千”之思辨哲学原理，也成了他中道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从而为时代创立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思辨哲学新体系。池田大作不仅是世界著名的大佛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而且还是位世界性的社会活动家，桂冠诗人、文学家、教育家和摄影艺术家。这样的伟人在整个东方文化史上还不曾有过。苏东天的《和平与人道思想的实践者池田大作》（2006年11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就是从世界文化思想史的大视角出发，深入而简明地阐述了佛学与东西方思想体系的不同特质，及佛学能包涵东西哲学理念的理论特质，从而成为世界哲学思想史上独特的深邃而崇高的人学思想与中道哲学。并进而论述池田大作如何在此基础上以佛学圆融的中道哲学为根干，广泛地吸收世界古今各类优秀人物：如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诗人、艺术家和教育家等等及其为人类文明史发展作出有益贡献的优秀成果，从而创立了当代最崇高而深邃的人学和中道哲学思想体系。他被人们尊称为“和平大使”，正是他人学思想赋予实践的表现；他那能洞悉一切的睿智，乃是他圆融中道哲学无上智慧的体现。本为人类史上最高深的佛教哲学和人学思想，因为有了池田大作，终于获得了新生而能传播于世界，这在佛教史和世界思想史上，是史无前有的奇迹。

　　苏东天这位博学者，从来不是满足于知识的积累，而是高屋建瓴，始终立足于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努力去研究传统文化史中的难点，弄清其历史真实，以求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其优秀成果为新时代的新文化服务。从上所述，他在文、史、哲各领域之高深学养和卓越的学术成就，不管在今代还是先代，都可当列于大师之列。他不仅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而且还是一位当代少见的文人画大家。

　　（七）

　　文人画，无论就其史论研究还是艺术创作，在传统文化史上又是一大难题。自古以来，对文人画始终缺乏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太难了！即以其艺术理论而言，便涉及儒、易老、佛、道等的理论思想，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以诗、书、画及印融铸一炉所形成的艺术风格，包括格局、格调、意境、气韵和笔墨技巧等等，往往又随时代而变，随人而异。因此对画家修养和功力要求之高，匪夷所思。然而且又是代代大家辈出、叠创新高、不断地推动着文人画艺术向前发展。直到二十世纪，仍然涌现了吴、黄、齐、潘这样能彪炳史册的文人画家。要从中搞清楚其发展规律和特质，的确不是容易的事。

　　所谓文人画，不言而喻，乃是文人的画。文人画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精英文化的最高代表。如其将诗、书、画、印融于一炉，把文人画艺术推向了极至。今天国画界在倡导求“写意精神”，这便是中华民族从彩陶文化开始，形成贯穿于五千年文化艺术传统而发展的本质特性和灵魂。“文人画”乃是将其发展到了极至的高等艺术。经过一代又一代大师们的艰苦奋斗，文人画这座艺术高峰被筑得越来越高峻，令后继者仰之弥高又攀登艰难。而今天文人画的式微，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希望复兴文人画，造就新的文人画大师，这一愿望无疑是十分可贵的；但要实现愿望，却是十分艰难的，百年树人啊！二十世纪因有了“四大家”，文人画史不减其辉煌。二十一世纪还只开了个头，如急于要找大师，只能从潘天寿的后继者中寻找。“四大家”中惟潘谢世最晚，且一生从事美术教育事业，弟子满天下，其中不乏优秀者，而苏东天便是这么一位得其真传的潘门弟子。

　　苏东天是一位大学者，自然是一位学养深厚的优秀文人。他在六十年代毕业于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七十年代末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硕士研究生。至于国画，他与潘天寿是同乡，自幼受到影响，入大学后便业余跟随潘天寿习画，直到潘师逝世。他是潘师寄予厚望的弟子，其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与潘师的关怀、教导是分不开的。名师出高徒，并非虚话。苏东天文人画是在潘画的基础上吸收了吴昌硕的一些长处，而形成其艺术风格的基本格局，然后又向传统、向造化，广采博取，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擅长画梅花，无古无今，独树一帜，成了他国画艺术的主体风貌。他那沉雄博大、潇洒瑰丽的艺术风格，不仅有很强的传统性、时代性，而且有着强烈的个性。其气概之豪迈、笔力之沉雄、格调之高雅、意境之深邃，无不显示其大家风范。因此，他的国画艺术已使其在文人画史上发放出耀眼的光辉。

　　日本的池田大作十分欣赏苏东天的梅花，不止一次地撰文褒扬他的高雅艺术。如云：“我跟苏东天先生，有着心灵韵律的共鸣，留下了难忘的会面。从先生的经历中醖酿出来的艺术风格，令我感受他在中国艺术界就像‘梅花’一样，凛然的吐息芬芳，是艺术界的君子”。“我为了怀念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夫人，在创价大学的一隅种植了‘周樱’、‘周夫妇樱’，春天一到，它就年复一年地盛放灿烂的樱花。同样地，为了纪念我与苏先生的友情会面，我在创价大学的邻地昔日也是梅花胜景，地名亦叫作‘梅坪’的东京牧口会馆的庭院内，种植了一株‘苏东天伉俪梅花’。这株梅花在待春的严寒中，红白相间地、一枝又一枝的伸展……温厚祥和的苏东天伉俪，想要提早为我们送上二十一世纪‘和平文化’的春风”。

　　“苏先生的愿望就是以人性艺术的花朵，唤醒人类心灵的春天”。池田大作的确是慧眼识人，他明示了苏东天的梅花艺术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崇高的“道”之境界。的确，画如其人，苏东天就是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春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八）

　　苏东天是时代的，也是历史的。正如赵翼《论诗》云：“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在今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样混沌的时风下，苏东天则超然于世风之外，清高孤傲，不求闻达，唯潜心于学术与艺术研究和创作，但求在有生之年能为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艺术，为振兴时代精英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来，伟哉斯人！

　　所谓今天的“国学热”，其实就是希望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潮。何谓“国学”？依苏东天所说，“国学”，指的是以“六经”为根干，在三千年中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的（抱括文、史、哲各领域的）主流精英文化。“国学”这一名词，虽原出自日本，而其实质意义是不同的。日本的主流精英文化是学习中国的传统精英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其倡导“国学”是企图拼弃已经成为主流传统的儒老佛文化，去复辟“天皇神道”的落后文化，这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反动倒退。而中国则不同，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是一以贯之地发展的，其主流精英文化自成体系，为世界独一无二。我们今天倡导 “国学”，不仅是为振兴中华民族的精英文化，而且也是为了二十一世纪世界文明的健康发展。

　　“国学”或云民族传统精英文化的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今天的“国学热”乃是精英文化意识的一种觉醒，标志着一个由批判、打击、摧残向爱护、研究、弘扬之历史的转变。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向来是借古开今，有承有扬有创地向前发展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今天开始迈出的一步，尽管有诸多的不足，但毕竟难能可贵。一百多年的内忧外患，传统文化已经被糟蹋得面目全非了。如今国运昌隆，终可以重新挺立起来，发挥其潜在的伟力，为现代化服务，这是世人的福运！

　　苏东天简介：苏东天，原名伟堂，1941年2月生，浙江宁海人。1966年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毕业；1979—1981年攻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毕业留院中国美术研究所工作；1984—2000年在深圳大学任教。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美协会员、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

　　画家在文、史、哲及美术史论诸领域均有卓越的学术成就，发表过百余篇学术论文，出版了《诗经辨义》、《诗经新释选》、《易老子与王弼注辨义》、《徐谓书画艺术》、《和平与人道思想的实践者－池田大作》等学术专著。中国画师从潘天寿，其画风，是在继承潘天寿、吴昌硕艺术之长的基础上，吸收明、清以来的各大家的精华，广采博取，立足时代，努力创新，逐步锻造出沉雄博大、清新瑰丽的独特艺术风格。1995年6月获日本创价大学“创价大学最高荣誉奖”、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富士美术奖”， 1998年2月获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东洋哲学学术奖”。世界桂冠诗人、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在东京富士美术馆旁古梅坪种植了“苏东天夫妇梅”，以为褒奖和友谊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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