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国学与文人画大师苏东天（1）

 

      今天就经济建设而言，世人已不再怀疑了，而就文化建设而言，未免有些滞后了，尤其是精英文化，更令人失望，人们呼唤大师，正好反映了人们企望精英文化亦能像这些年的大众文化一样，蓬勃地发展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出时代真正兴隆的文化景象。

　　国家一旦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大众文化必然会蓬蓬勃勃得到快速发展。然而大众文化毕竟是普及性的基础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地广人众，民族众多，区域民俗风物各异，大众文化多姿多彩。但由于神道设教的宗教迷信的束缚，致使民俗文化在数千年中始终处于因袭多于创造，陈陈相因，变化不大。而今天的泛大众文化只是一种快餐式的消费娱乐文化，无根无流，尚未成形，难以久持。因此需要有承有创的精英文化的发展与昌盛，才能营造出时代高水平的文化。就传统文化而言，被我们乐道的三代的“六经”（易、礼、乐、诗、书、春秋），不仅展示了先秦时代最高的文化和文明水准，而且还奠定了其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如一部《诗经》便孕育出唐诗宋词的辉煌成就，充分展示了中华诗礼之邦文化的最高成就而光照千古！

　　今天，我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还处在基础性的发展阶段，至少还需要国民团结奋斗半个世纪至一个世纪，才能达到理想的境界。英雄的造就需要特定的时势，尤其是时代精英文化的代表，每一个时代必定会创造出属于自己时代的“大师”。由于中华传统文化，历史久远，博大精深，历代大师辈出，有如长江大河，滚滚向前，不断地推动着民族高等文化向前发展。因此，在今天这个处于世界文化大交融的新时代，随着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必然会创造出一个史无前有的群星灿烂，大师辈出的辉煌时代。

　　（二）

　　一位可称得上文化大师的人物，往往是历史的、时代的、个人的。所谓历史的，是指其须有传统文化的哺育，即须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学识素养、并有深入的研究与卓越的学术成就；所谓时代的，在今天这样一个改革开放、世界交融、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须有弘大而深远的世界视野和战略眼光，并能融会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所谓个人的，即是他独特的经历、个性与素养，形成了他特有的成就和风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确需要文化大师，因为时代文运潮流的推动，需要领军人物以为脊梁。而这些年乱纷纷登场的，又多是“猴子称大王”，招摇过市，昙花一现，终归令人失望而沮丧。时代大师的式微，无疑与一百年多年来，国家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社会动乱不安，使传统文化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摧残相关；而在进入新中国之后，又以不破不立为导向，进行全面的破旧立新。然而，破坏一个旧世界似乎是容易的，但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则谈何容易！矫枉过正的行动，便造成了民族文化发展史的断裂。传统文化史是靠人才来传承和发展的，当伴随着传统文化一起发展的大师们被“革命”一起扫进垃圾堆之后，从而造成了后代人对传统文化的隔膜；随着“改革开放”而兴起的出国留学风潮，又造就了大批只知洋文化不识中华传统文化的新一代。他们已习惯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不知何为“太极”、“中道”辩证思维的奥妙。例如用西医的思维方式来研究中医，总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便是今天学术界的现状。

　　今天，为振兴中华，正大力掀起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潮，人们这才意识到需要领军的大师。虽捧抬了几位“遗老”，奈何皆名不符实，令人失望。今天，大师乏人，青黄不接，已成共识；然而说没有，似乎又武断了。“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真正的大师，往往是遗世独立，清高孤傲，不求闻达，高瞻远瞩，筚露蓝缕，独辟蹊径，为时代开创着新的发展路向。这样的时代大师，我所知道的，就有一位—苏东天，他才是一位当之无愧、名副其实的大隐隐于市的大师级奇人。

　（三）



　　大师往往既是时代的，也是历史的，尤其是传统文化方面的大师。像苏东天这样杰出的国学与文人画大师，至今尚未被人们所认识，我看是有其原因的。首先是他的卓越成就涉及文、史、哲及艺术各个领域，而今天在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材，多是专材专家，惟缺博学家。而传统文化的人材培养与造就，必须是以博学为导向。所以，今天的学术界、艺术界，往往是专家众多，隔行如隔山，互不相干。在这样的现状下，要了解苏东天这样的博学者，自然就很困难了。又由于他远离时风潮流，淡泊名利、清静无为、深居简出，也使人们不易了解他。

　　一个特立的大学者、大艺术家的出现，决不会是偶然的，必然与他特殊的生活经历相联系。苏东天与潘天寿国画大师是同乡，因自少受其影响便胸怀大志，大学深造的是历史专业，而国画则是师从潘天寿。从而使他在文史哲各领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在文人画上因受到潘天寿的精心指导，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潘师在“文革”动乱中被迫害致死，他痛惜恩师，便躲进小楼，“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经过十年苦读苦练，他已成了一个学识渊博、书画艺术功力深厚的优秀人才了。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他成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家王朝闻、朱丹的研究生，获得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他的硕士毕业论文便是《潘天寿研究》，他是想通过对恩师的研究，以求更好地展开对传统文人画的深入研究。一九八四年他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流，离开研究院奔赴改革开放的前哨深圳，落户深圳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国门一经打开，港台与西方的形形色色文化伴随着经济大潮汹涌而来。刚经受了“文革”动乱扫荡的中华传统文化，又要遭受西方现代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冲击，恐怕是难逃厄运了。历史发展的危机感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熟知传统文化史又富有远见卓识的他，强烈的史命感促使其深入地思考着如何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神来为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服务。他开始将目光转向西方文化，对东西方传统文化发展史的规律与特点，进行全面系统地比较研究，以弄清各自的长处与短处，探索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向现代转型与发展的问题。他主意一定，便又躲进小楼成一统，对金钱风充耳不问，熟视无睹，除了完成教学任务，便埋首于学术与艺术，夜以继日，奋发于著书立说和文人画创作。他超然独立特行，不合流俗，在一些人眼里成了“背时的老夫子”。不过，当学生们听了他的课之后，便对他肃然起敬了。在当时学风教风不太正的情况下，他那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渊博的学识素养，清晰生动的讲述、坦荡潇洒的风度，总令学生久听不倦。他教导学生读书、听课，重要的不在知识，而在智慧的开发、能力的提高。人的脑袋不是用于记忆与储存，而是在于创造。所以不是学会能记住多少，而在于学会能忘记多少，然后想一想还剩下什么？人们的聪明才智，能力大小，不在知识积累多少，而在于一个人智慧开发的程度。重点在于提高人的素质，如胸襟、品性和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猜想力、预测力和创造力等等。他教导学生读书、想问题，看世界，不能跪着，也不能靠站着，而是要立于云端俯视一切地去读、看、想。要培养雄视古今，洞悉一切的胸襟；要确立人生的大目标，切不可随波逐流、争一日之短长。听他课程的学生总是越听越多，除了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之外，恐怕与其清新的教育理念有着重要的关系。在今天惟“知识教育”为主导的情况下，尤其显得其可贵可敬。

　　二十几年匆匆一晃便过去了，深圳特区已是高楼林立、一派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中华大地生机勃发，现代化的大都市如雨后春笋，从全国各地纷纷兴起。社会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使国力空前的强盛。相对落后的精神文明的建设，尤其是时代文化的建设，已被提到了极为重要的议事日程。雄心勃勃，要努力创造有如大唐盛世，西欧文艺复兴那样的中华新时代的盛世文化，这是令所有中华儿女为之兴奋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而这时候的苏东天却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但他在学术上与艺术上则是硕果累累，其卓越的成就足以傲视古今而鹤立于时代的巅峰。在这二十几年中，他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出版发行了如《诗经辨义》、《易老子与王弼注辨义》和《和平与人道思想的实践者池田大作》等能光照千古的重要学术著作。同时，又在文人画艺术上，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成为继吴、黄、齐、潘“四大家”之后独树一帜的文人画大家。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是苏东天才华集中爆发的时期，其代表性的学术论著就是在这十几年中完成的；而他的文人画独创性的艺术风格也形成于此时。例如，他的学术论文《彩陶艺术论》，是他依据现代丰富的考古成果、并参考古史文献，深入地揭示了中华民族文明史开篇的真实历史风貌和辉煌的文化成就，深刻地阐述了民族文化史特有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从而揭开了古神话传说、彩陶文化图纹神秘的面纱，明确其包函的真正历史意义。他首先给中华民族下了个定义：以血缘家族为基本结构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民族。血缘家族结构和农业经济基础两大特点，便成了民族人道学与天道学发生发展的根本基础；儒家的家国一体，伦理纲常，便成了国家政治统治千古不易的政纲。一些古神话与传说，往往与农业经济及与之相关的农历历法的创制相关，如盘古分天地、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后羿射日、伏曦创太极八卦等，均与天文历法的创造直接相联系；彩陶上的图纹也多与天文历法、农业经济相联系。这一在学术界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便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又如他在九十年代初参加“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东西方文化发展的特点与影响》，文章阐述了东西方文化史发展各自独特的规律与特点，西方是由古代的神本文化发展到现代的物本文化；而中华民族则始终是人本文化，五千年文明史发展绵延不断，为世界史所独有。文中指出：西欧文艺复兴运动是借助了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推动了西方五百年现代文明的发展，而从未被很好开发与弘扬起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又将会是二十一世纪以后千年文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会使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走上以人为本的和平与发展的健康大道。这不是凭聪明直觉，而是通过对世界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特点作了深入研究后而得出来的科学结论。

 


关键字： 内容标签：文人,国学,大师,苏东文人 国学 大师 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