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理念 对于文化建设的有益启示
在发展经济学的视野中,包容性增长理念有一个逐步生成的过程,这是一个从着眼“有利于穷人”的“亲贫增长”、从着眼于社会基层民众的“普惠式增长”逐步完善起来的过程。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这里的“亲贫”和“普惠”不只是社会分配意义上的,它们作为“增长”的定语,是社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趋向的引导,其中格外关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在我国当下的经济发展中也屡屡提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特别是提到“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其实就渗透着“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中强调“包容性增长”,是由我们践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发展理念所决定的。这是因为,单纯市场机制驱动下的经济增长往往是“嫌贫爱富”“见利忘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注“包容性增长”,不仅由“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所决定,而且是“全面市场”观的根本要求。有什么市场能比“普惠式增长”面对更大的市场呢?
我们的文化建设之所以要提大发展大繁荣和新高潮,就是要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一个“广大性”,一个“增长性”,正是文化建设“包容性增长”的应有之义。文化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产品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我们以往较多地强调它作为精神劳动的“复杂性”和它满足精神需求的“超越性”。这使得在不少方面,文化建设成了部分文化人自命清高、自鸣得意、自我标榜、自我陶醉的东西,使得人民群众对我们一些文化人自认为很有价值的文化产品“不买账”;也使得我们文化产品的生产,在“有效供给不足”的同时呈现出“相对过剩”的景观。可以说,当下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需要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包容性增长”理念的。胡锦涛总书记去年有关讲话中强调“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强调“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目的”,在“包容性增长”的理念看来,这其实也是我们当下文化发展的“重要通道”。
“四位一体”赋予文化建设 更重要的历史担当
“四位一体”强调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推进,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相对于“两个文明”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而言,“四位一体”的指向性更明确、综合性更完备、系统性更有机。事实上,“包容性增长”本身也是要求包容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增长,“四位一体”建设本身体现着“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的推进,广大文化工作者是尽心而为、倾力以行的。他们深知今日文化建设的“有位”既是全面建设的“有需”、更是既往文化建设的“有为”,“文化建设”位居“四位一体”其实是赋予了文化建设更重要的历史担当!在我看来,“两个文明”的建设,仍然是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关系中的认识,强调的是前者对后者的“决定作用”与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属性在这一认识中被高度强调。
我们都知道,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所以在“四位一体”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中也必然包含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的建设。我们之所以说“四位一体”赋予文化建设更重要的历史担当,首先是文化建设要考虑“四位一体”建设的整体性要求。这个“整体性要求”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话来说,就是“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也就是说,文化建设要有助于促进经济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要有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充分发挥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其次,文化建设要考虑“四位一体”建设的协调性要求。比如说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发展主线中,要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自觉纳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布局中;比如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核,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是紧密关联的。第三,文化建设要考虑“四位一体”建设的本体性要求。文化建设的本体性要求就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这方面在当下的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来更便捷、更均等地提供优秀的文化产品,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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