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当民俗撞上环境 过年放炮是否该顾虑下低碳环保

几十年前我记忆中人们是喜欢过年的,那时的孩子零花钱很少,两角多一挂的百响小鞭也买不了几挂,当然舍不得一气放了,而是将药捻拆开,放在地上一个一个燃放。胆大一点的拿在手中点燃后往空中一扔,一群穿新衣的孩子欢呼着听响。奢侈一点的会买十个八个二踢脚,竖在雪堆里点燃,鞭炮在第一声炸响后会飞得很高,然后众人仰脖看着它在空中再炸出第二响。
这样的记忆使得“禁放”后的几个年变得有些冷清,觉得不大像过年了。
然而,解禁后的第一个除夕就结结实实来了个下马威。
那天下午去父母家团聚时,我习惯性地将窗户开了一条缝,吃过年夜饭返家的路上,鞭炮烟花已炸响一片。开门进屋,里面充溢着呛人的火药味,此时再想换换新鲜空气已是不可能了,因为外面早就是“硝烟弥漫”了,只好赶紧闭门关窗,防止更多烟雾涌进来。也许是刚刚解禁吧,人们的燃放热情空前高涨,鞭炮声彻夜噼噼啪啪炸响不断。
京城市民在烟气与炮声中度过这一夜。
接下来的几年,鞭炮越来越响,烟花越飞越高,用“火光闪闪、炮声隆隆”来形容除夕之夜一点都不为过,而火药总量大概不小于一场小型战争吧。从初一到十五,每天清晨小区空地都堆积着纸箱和碎屑,可以想象全城产生的巨量垃圾。我也由此对燃放鞭炮产生了“审美疲劳”,只希望早一天呼吸到清新空气。
据说北京每年仅鞭炮就可卖到十数亿元,对假日经济有极大贡献,这项收入无疑会计入GDP。但事情还有另一面,每每从媒体上看到燃放烟花鞭炮造成的火灾和人身伤害事故,这些损失又当怎样计算?此外,巨量的鞭炮燃放,又不知会怎样污染空气,损害健康。休息时北京人喜欢爬山走绿地,但即使在很晴朗的日子,不论站在香山还是奥林匹克公园这些被称为城市“氧吧”的高处放眼四望,总是一片朦胧烟雾,看不到透亮。
近日看一篇报道,两个中国人到澳大利亚考察,在旅馆办理入住手续时,被告知住一晚收80澳元,住两晚则收170澳元。很不解,怎么多住一晚反倒要多收10澳元?于是再问,若住三晚呢?回答是:“对不起,我们这儿只能住两晚。”中国人当然奇怪,商家怎么还不让多住了?对方耐心解释:“这里玩两天足够了,玩三天就是多余。我们这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认为游客太多对环境是一种摧残,风景、环境、旅馆等等都是公共资源,不能浪费。”中国人听后大笑,觉得澳大利亚人太傻了,放着现成生意不做,还讲什么大道理。但第二天他们在饭店点菜时遇到了更匪夷所思的事。两人要了四个菜和两瓶酒,之后问服务小姐还有什么特色菜,这时老板过来奉劝他们吃完了再要,若执意要点,则菜价将是平时的两倍。老板说:“你们只有两个人,如果吃不完,就是对资源的浪费。”在考察了一大圈之后,两个中国人得出结论,宁愿放弃赚钱的机会,也不会违规浪费公共资源,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人在生活富足的同时,还能拥有蓝蓝的天和清净的水。
读到史玉柱的一条微博:“张跃的远大是做空气生意的。他随身携带2个空气检测仪器,我很好奇,就拿来玩。里面有他去过城市的空气污染记录,换算成吸一天该城市的空气相当于一天吸多少支高焦油香烟,记录如下:丽江1、北京21、广州25、上海9、南京9、长沙13、成都12、武汉13。如果我生活在丽江,一天抽20支烟,和北京不抽烟人被危害程度是一样的。”读后难免慨叹:生活在高污染城市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尘肺病患者。
过年放鞭炮是中国民俗,如果一定得放,能否以低碳和环保的名义,对放鞭炮不仅在时间、空间上有所限制,也对鞭炮礼花的大小、类型及火药含量等加以规范。
中国的大城市还能承载多少污染之重?（柯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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