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6）

（三）“走出疑古”与“考古重建”、“古史新证” 

“走出疑古”的李先生援引冯友兰而倡导“释古”，并且“揣想”冯友兰“释古”的提法和“清华大学学风有关”［2］（《自序》）。由“清华学风”，自然想到清华研究院。清华研究院除王国维外，还有一位前贤与李先生的“走出疑古”有关，即考古学家李济。对“走出疑古”而言，王国维和李济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李先生“重写”过的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中，两人的地位和作用有什么不同？他们各自和李先生的“释古”有什么样的关系？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才能把握李先生“释古”的内涵和走向。 

在《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这篇演讲中，李先生一方面继续让《古史新证》和《古史辨》打擂台，［脚注：王国维与“疑古”的确有差别，但李先生曾不止一次地作一个没有根据的推断：“以我个人的妄断，王国维先生所以取名叫《古史新证》，也跟《古史辨》有关，你叫《古史辨》，我就叫《新证》，正好是一个补充，不过这是揣测，未必可靠”（《疑古思潮与古史重构》，见李学勤《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1923年《古史辨》第1册出版。……王国维是1925年到清华讲课，他一讲课，这个课就定名为‘古史新证’。今天我愿意牵强附会一下，‘古史新证’这个词就是针对‘古史辨’的。那边叫’古史辨’，这边叫’古史新证’”（张立东、任飞编著：《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这个推断的不可靠已由吴锐先生明确指出来。原因十分简单：《古史辨》第1册是1926年才出版的，此前古史大讨论虽已发生，但并无《古史辨》。《说古史新证》针对《古史辨》书名而起，毫无根据。详情参见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1页］另一方面则对王国维和李济在古史重建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非常独到而又巧妙的评价。他沿袭传统说法称李济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奠基人”，但同时却说是王国维“从理论和方法上为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他注意到李济在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就已提出要“重建古史”，50年代还写了《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但李先生解释说：“他所谓‘重建古史’，是以考古学为主来重建中国的上古史”；“关于’古史重建’，用考古学来重建历史，这个思想在我看，正好是疑古思潮的结果。因为疑古思潮对于那些文献的东西已经否定得差不多了，所以主要可依据的就是考古学。……所以是疑古思潮为考古学开了路。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则以其‘二重证据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12］（P217）关于李济和考古学的评论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说王国维“从理论和方法上为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脚注：这一说法，李先生曾屡屡提及，见《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第8、17、8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一般学习历史而又对考古学有点了解的人，提到中国考古学，多半先想到李济，然后就是梁思永、夏鼐、苏秉琦这些人。像王国维，肯定会被认为是运用考古材料以解决历史问题的高手，但却很难被认为是考古学家，说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由他奠定，起码对一般人来说，不加解释是很难理解的。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李先生是不会像对于类似《古史新证》和《古史辨》的关系这类小事那样随口“妄断”的，这里面定有一番大道理。 

李先生对考古学的重视可谓尽人皆知，但他对考古学独特的理解却未必都能体认。关于“走出疑古”的走向，李先生始终反对把“释古”改成“考古”的主张。　［脚注：“考古”原本是30年代学者对李济为代表的考古重建派的称呼；世纪之交，新一代考古学家许宏先生明确主张“走出疑古”之后“走进考古”。所谓“考古”，“是指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对古史的全面、科学的考察，而非考古学本身”。许先生特别强调“以考古学为基础”这点，结果被邢文先生笑为“考古学家的本位主义”。见《疑古思潮的回顾与前瞻》第342－346页“许宏先生发言”、第346－348页“邢文先生发言”；许先生的主张又见其所撰《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百年探索》一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10月26日第2版。按：许、邢分歧很可反映考古学界与“走出疑古”派的分歧］李先生说：“考古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当前大家说的’考古’，基本上是指田野考古，其涵义恐怕不像‘释古’那么宽广”［2］（P19）。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明显：对古史重建来说，考古只是辅佐，而非正统。不仅如此，李先生既奉王国维作中国现代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奠基人，那么，“田野考古”就不但不是“古史重建”的正统，而且也不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正统。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一文中，李先生通过对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发生和发展过程的回顾，非常明确地指出：正是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及其“二重证据法”“为现代考古学，或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15］（P8）。毫无疑问，在疑古思潮“冲决网罗”后的古史领域，以学术门径和取向而论，的确可以分为两大支脉：一是李济所代表的“考古重建”，一是王国维所代表的“古史新证”。李先生抓住这两派以论“疑古”之后古史研究的新趋向，眼光可谓敏锐；看到疑古思潮所引起的对于传统典籍和古史观念可信性的激烈争议及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模式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影响，并认为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发生和发展的关键，也合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实际。但是，对中国考古学的这一“特色”，正如李先生所指出的，国外学者有批评，国内学者也有异议。特别是考古学界的部分新锐，对此更表示激烈的反对。如受过西方训练、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深有研究的陈淳先生就不无痛心地说： 

由于充分意识到考古学在传统学术争议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我国考古学先驱从一开始就将考古学的学术定位放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将殷墟列为首选重点课题，并称为建国前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成就之一。［16］（P60－61） 

虽然殷墟研究是标志中国考古学起步的一项值得称道的重要成就，但是以解决问题和揭示因果为精髓的探索而言，它却成为一个十分不幸的开端。正是殷墟发掘与典籍的吻合，使得中国考古学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再在完善和改进自身理论方法上下功夫，发扬善疑和善思的探索精神，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己任，却在史学的学科定位上裹足不前，将印证史籍看作是具有最大成就感的工作，并将发现稀世珍宝和评出十大发现视为最高学术荣誉。于是，证经补史和挖宝心态成为妨碍中国考古学视野和研究水平提高的两个主要羁绊。［16］（P61） 

视殷墟发掘为“一个十分不幸的开端”，这确实和人们通常的理解大为不同，而陈先生的理由，在下面的论述中表达得更为清楚： 

一方面，中国考古学对历史学的依附受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观的左右；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史学沿文献考证的这条路历经千年，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饱受疑古思潮的冲击，而考古学的适时出现给了它以某种支持，特别是殷墟发掘材料和史籍记载的吻合，使得商周的历史成为信史，为传统国学添加了一些现代科学的色彩，有利地巩固了传统史学的地位。 

就当时而言，两者的结合使双方受益。然而在以后的发展中，考古学依附于历史学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一方面，史学导向的考古学使得很多考古工作者完全从史籍中去寻找研究对象和目标，将考古发现能够印证史籍看作是最有成就感的工作，或将考古学材料简单的与历史文献对号入座，考古学的研究潜力和范围无形中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不但考古学的阐释要依赖历史学，研究思维和目标上也变得十分神似。更严重的是，考古学本身的科学价值标准也完全被用历史学的标准来进行评判，无法独立发展和持续更新学科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这对考古材料的发掘和利用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因为在这样的价值观支配下，与史学问题没有密切关系的考古材料有可能被忽略和低估。一旦没有特定的历史学问题指导考古发掘，遇到出土材料常常只是习见类型的重复，那么这样的发掘很可能变成在科学研究名义下对古代文化遗产毫无目的的毁损，或使一些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为挖宝心态所驱使。 

另一方面，从殷墟发掘所显示出来两个学科的成功结合与互惠，使得疑古思潮不幸受到很大的遏止。本来用现代科学思辨方法对古籍中的史实进行审视和梳理是现代史学研究非常必要和不可或缺的第一步。然而正是由于殷墟和史籍记载的吻合，使得这种科学思辨的意义受到忽视，甚至有可能被认为是多余的。其实，尽管商代的史实通过殷墟的考古发掘而成为信史，但是并不能保证其他的史籍记载也因此而可以深信不疑。现在对夏代的看法就是就是典型的一例。因为从严格的科学意义而言，商代史实的确认不能自然引申到夏代真实性的确认上。由于夏代没有文字，所以这个问题的探索不应设置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前提，必须由考古学运用独立的理论和方法来加以研究和检验，而现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式完全是从信史的前提上来汇集材料，方法上有变相考证的味道。［16］（P123－124） （作者：杨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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