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1）

摘要：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

“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思想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廖名春的“证古”、郭沂的“正古”及谢维扬的“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而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一、“走出疑古时代”的提出和影响　 

1992年，李学勤先生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表题为《走出疑古时代》的演讲，刊于当年《中国文化》第7期。文前所加的“编者按”说：此文“痛感疑古思潮在当今学术研究中产生的负面作用，于是以大量例证指出，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相当多古籍记载不可轻易否定，我们应从疑古思潮笼罩的阴影下走出来，真正进入释古时代”［1］。“走出疑古时代”、“进入释古时代”的口号由此正式提出。 

在这篇讲演中，李先生指出：“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是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2］［P9］；“我想说的是，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2］（P19）。 

1994年，借《原道》杂志约稿之机，李先生又写了《谈“信古、疑古、释古”》一文，“作为那次发言的补充”，进一步申述自己“大胆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原因”。在简要追溯了“疑古”之风悠久的历史根源及流变过程之后，他评论说：“自宋以来，学者疑古，首在辨古书之伪，其成效昭著，为人所共见。但是他们的辨伪，每每议论纷纭，难于折衷，并且扩大化，以至如梁氏所说伪书极多，汉以前古书几乎无不可疑，所谓‘东周以前无史’的观点于是产生”；“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李先生极力推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认为是重建古史的不二法门。他说：“在史料审查上，我们主张要以‘二重证据法’来补充纠正疑古一派的不足之处。疑古的史料审查，由于限于纸上的材料，客观的标准不足，而’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证明纸上之材料，这本身便是对古书记载的深入审查。”他特别强调新出简帛书籍对“走出疑古”的意义：“最近这些年，学术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大量发现的这种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古书辨伪的成果进行客观的检验。事实证明，辨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有必要予以平反。”［2］（P345－348） （作者：杨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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