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8）

关于举证责任及疑、信的标准问题，在有关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网上讨论中也有涉及。如一位叫Jim Railey的学者即“坚决不同意在其被证伪之前先接受夏为信史的意见。他说这无疑是最坏的科学（尽管可能是好的政治），并且脱离了考古学的严谨的传统。夏在缺乏足够的证据之前，仍然只能存疑”［脚注：转引自陈星灿、刘莉：《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网上讨论》，原载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9期，2001年6月，又收入《古史考》第九卷《民间论三代》，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前引陈淳先生的议论，显然也反对在获得充分可靠的考古证据之前预设夏为信史。按照谢先生的判别标准，这些学者的见解应都属于“’传统的’古史史料学”范畴，与他的“现代古史史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所在，用廖、郭两位先生的话说，就是是否承认“传世文献”和“历史旧说”“基本可信”或“大致可靠”。谢先生和廖、郭二位不同的是他想构建一个新的史料学概念体系，来为这一“拨乱反正”的时代思潮提供理论依据。 

谢先生提出的证伪标准和举证责任问题，可以说将"疑古"和"走出疑古"推到狭路相逢、短兵相接的境地，一个极为简单但又并不能简单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究竟凭什么信？又凭什么疑？信和疑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反观上世纪末以来有关"疑古"和"走出疑古"的种种争论，包括对夏商周断代工程迄今未息的种种争议，其根本的分歧莫不在此。这其实已经不单纯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而是涉及整个中国学术界未来走向的大问题。兹事体大，需要学术界共同关注，并予以更全面、更深入、更冷静的探讨。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的“拿证据来”曾经成为当时科学思潮的形象标语。围绕“科学”和“证据”的效用和价值，当时还发生了一场“科学与玄学”之争。回头来看，争论虽成往事，而其中蕴涵的问题，似乎仍值得现在的中国学人认真思考。特别是谢维扬先生就古书辨伪提出的举证责任问题，从史料学角度将“科玄之争”中的一些问题又凸显出来。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当证伪和证真都取证不足、甚至无所取证的情况下，应怎么办？就史学及其与之相关的一些学科而言，中国学者一直注重“证据”而鄙薄理论，现在，不管愿意不愿意，举证责任问题已经把大家逼到不能不关注理论的境地。因为，如果再不正视这其中的理论问题，那么所有曾经起于证据的“疑”，都将在同样理直气壮地“拿证据来”的呐喊声中轻而易举地翻身为“信”。诸如顾颉刚当年所说的可能永远也无法证明其为人抑或为神的“三皇五帝”等，终将利用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再借助一些民族学、社会学理论的皮毛，以及文献记载与“考古文化”一厢情愿地简单“拟合”，堂而皇之地复原其上古帝王谱系的权威，而系于其名下的各种事迹自然也成为信史。［脚注：有不少人早已在做这样的工作了，如景以恩《跨越疑古思潮，重建黄帝世系》认为“夏商周同祖同源的中国古史黄帝世系是不可否认的史实”（见《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韩湖初《中国上古“大统一”应从黄帝时期开始－－重新评价疑古派的儒家学者“编造”说》则说：“根据《帝系》、《史记·五帝本纪》等古籍，可以肯定我国早在黄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见《新东方》2001年第5期）按：两文虽无学术价值，但要了解一种思潮风靡之下将发生怎样广泛的社会效应，这不失为一种绝好的材料］这种方式还会被美其名曰“讲理论，讲方法”。广义的中国史学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到了不能再回避的时候了。科学必须讲求“证据”，但当“证据”之求和“证据”的解释陷入僵局时，概念和逻辑的合理性问题、学术的原则和规范问题就提到至关重要的位置，而这恰恰是我们一向忽略的属于理论范畴的问题。［脚注：可喜的是，最讲求实证的考古学界已开始关注理论问题，如徐苹芳、张忠培等先生对“考古学局限性”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对人们在有“局限性”的“证据”面前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有非常珍贵的启示，这让人看到中国考古学家在理论上的觉醒意识。而陈淳先生作为考古界的新锐对考古学理论的研究尤其值得钦佩。张忠培先生早在1998年就写了《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篇文章，其中专列“考古学的局限性”一节，从考古遗存的性质和特点出发，指出考古材料在解决时、空等问题上的局限性，并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此没有足够认识提出批评。他说：“组织人力，拿出钱来，制定计划，搞三代纪年，动机无疑很好，热情可嘉，但这是否是科学决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一决策的前提就错了，例如他们声称要走出‘疑古’，其实早就走出’疑古’了。他们说要三年搞出来，依我看，不要说是三年，就是更长一些时间，例如再加二三年，我看也未必搞得出来”；“据说搞三代断代工程得依靠测年科技手段的进步，这谈何容易，不要说五年，就是再长点时间，也不易进步到能搞出真实年代的水平。除此之外，据说还有个办法，那就是‘重大科学问题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科学是追求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那容得民主集中制！发展科学需要的是自由、民主的环境，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如果三代断代能仗民主集中制行得通的话，我想不必等五年，现在也可以搞”（见《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117页）。徐苹芳先生在新近发表的《中国文明的考古学研究》中非常赞同张忠培先生有关“考古学局限性”的分析。徐先生说：“张忠培用’考古学天生的局限性’来提醒考古学家必须保持理智头脑，不要去作那些违反考古学常规徒劳无益的事情”；譬如“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和“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皇帝在位年限和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年头，根本是两个概念”，“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之一，便是把两个不同的历史年代合而为一，强行比附，造成学术上的混乱”；他认为“这不是学术上百家争鸣的问题，而是对事物的基本概念不清、逻辑推理混乱所致的错误，也是对考古学的局限性认识不足所致的错误。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已近80年的情况下，还出现这样学科上的’幼稚病’，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和忧虑吗？”（见《中国文物报》2005年2月25日、3月4日《遗产周刊》第116、117期）按：徐先生的批评已在学术界引起热烈反响。又，陈淳先生对考古学理论的探讨以及从理论角度对中国考古学以及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和反思发人深省，令人钦佩。他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证据”有穷，这是科学必须正视的问题；科学无穷，因为科学不只是“证据”之学。有些人总想利用“证据”有穷来打倒科学，又有些人不承认“证据”有穷，以给科学过高荣誉的方式，给科学带来难以抹去的耻辱。中国学术界如不想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必须改变鄙薄理论的风习，必须有一些人肯在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非“证据”所能穷尽的理论领域，让这里开满真正的理论之花，否则，荒芜的理论之域，恰会成为中世纪蒙昧理念复活的乐园。在新的世纪之初，究竟何去何从，值得中国学人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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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说明：本文已刊于《文史哲》2006年第2期，此乃作者所存底本。读者如有引用，请以《文史哲》为准。非常感谢杨春梅先生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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