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国学之魂：中华人文精神（1）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国学之魂：中华人文精神

主持人开场语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对我国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建设，不仅关系到国家的软实力，也与人们的精神生活息息有关。光明讲坛从本期起开设“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专题讲座”，希望从传统与当代、经典与现实的各个角度来解读中华文化，让广大读者更好地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现代生活中宏扬中华文化。今天推出的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专题讲座之一：国学之魂——中华人文精神。由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演讲。
▲方立天　1933年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教授，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方立天文集》、《寻觅性灵——从文化到禅宗》等。

引言
国学这个概念、名称，现在学界争论很激烈，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肯定的说法也不一致。我个人认为一个概念、名称能否确立，关键是是否有相应的客观对象，而国学是有其研究、表述的客观对象的。在概念确立的方法方面，我个人也以为，国学概念是开放的，后人可以在前人确立的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概念的界定。正是在这两层意义上，我很赞成我的老师张岱年先生的说法：国学是指一国的学术，学术是系统而专门的学问，国学即一国的系统而专门的学问。
中国国学是指中国从古至今的学术，其意义有两层：一是中国的，中华民族的学术，是汉、满、蒙、回、藏等民族所探索、研究、论述的学问，也可称为“中学”，“汉学”是其中一部分，最重要的部分；二是从古到今，自殷商西周的史官之学、春秋战国的百家之学、汉代儒学（经学）、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到近现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儒学、人间佛教等学说。
国学是不断发展的，如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说就是当代中国国学的重要内容。把国学限于古代是不完整的。国学作为一国的学术，也指一国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即学术部分，国学不直接、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文化。
国学之魂是指什么呢？“魂”即灵魂，灵魂指精神、思想。所谓国学之魂即国学的根本精神、主导思想。中国的国学之魂，即中国学术的根本精神、主导思想。
那么，中国国学之魂的内涵即中国学术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呢？我以为中国国学之魂，中国学术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文精神，就是中华人文精神。其中理由、根据有三：
第一，从中国国学的内容结构来说，按现代学科分类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来说，其中自然科学有中医药学、天文学、农学等很发达，但总的说来，一是偏重于技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较少；二是逻辑思维、论证、推论不发达，由此体系性的理论成果也少。社会科学中军事学、政治学较发达，但法律、经济等则较少有系统的理论成果。人文科学方面，文学、史学、哲学、伦理道德学说都十分兴盛，成果丰硕，突出地表现了中华人文精神在国学中的显著地位。
第二，从中国国学的历史发展来说，可以大体归结为儒、道、佛三教的演变史、关系史，而三教的根本学说是教化人、成就人的理想人格。虽三家有不同学说，但后来三教合一，此“一”即心性思想，也就是三家都认同心性的性质、意义和修养的共似性。中国国学重视心性修养，典型地体现了人文情怀、人文关怀，即对人文素质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第三，从中国国学的核心观念来说，国学所包含的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看法、观点，即人生观、社会观、世界观，归根到底是实现人的价值——满足人主体的需要和精神追求。中国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国学的根本思想，也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
从上述说明来看，中国国学之魂，是中华人文精神。下面拟就人文精神的界定和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涵作一简要论述。

人文精神的界说
人生活在世界上面临的基本矛盾有三个：人与自我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和人与自然的矛盾，由此导致的价值也有不同类型和层次。
“人文”是中国固有的名词。《周易·贲卦·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自然现象，也就是日月星辰等天体在宇宙间分布、运行等现象。人文指人类的各种文化现象，也就是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各种形式。这话的意思是，通过观测天文，以察明时节变化；通过观察人文，以教化而成就人间社会。我们所讲的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就是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态度、思想、观点。自东汉以来，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主要是儒、道、佛三家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态度、思想、观点，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儒家的思想学说。
在界说人文精神时，要搞清与有关概念、思想的联系与区别。
人文主义　这是公元14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潮，它反对宗教神学，反对中古时期的经院哲学，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提倡思想自由与个性解放。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并不相同，但就中国古代如儒家就有的以人为本位的学说，主张对鬼神持存疑的态度，不求助于鬼神，而是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终极关怀，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是与西方人文主义相通的。
中国古人认为，人性是天或道予以的内在价值，能与外界存在相和谐。
人道主义　这也是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后来又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与西方人道主义的自由、平等精神并不相同，但在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方面又是相通的。
人本主义　这是以费尔巴哈为主要代表所提倡的哲学思想。主张以人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把人放在第一位，反对宗教神学。儒家以人为本位的学说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也是相近、相通的。
关于人文与科学（自然科学）　作为不同的学科，前者对象是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回答“应当是什么”的问题，人生应当怎样才有意义的问题，目的是提供价值理性，塑造理想的人，健全的人；后者对象是自然世界，物质世界，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目的是提供工具理性，认识自然规律，发展生产，提高物质生活。我们要提倡人文与科学的交渗，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人文思维与科学思维的互补，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这既有助于人文素质的提升，也有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
关于人文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意识形态也称“观念形态”、“社会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是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见解。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人文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以为两者完全等同，或者把两者截然对立，是两种片面的观点。应当看到人文科学有意识形态的一面，因为它也包含了对世界和社会的看法；同时也应当看到人文科学有超越意识形态的一面，因为它的取向是精神层面的怡情追求，道德完善，陶冶情操，愉悦身心，以提升精神境界。它并不都是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变化而变化，不一定适应一时的政治需要，是不同于政治意识形态的。
中华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有所不同　由于宗教背景和思辨形上学，西方学人一般视主体与客体为对立的存在，如灵与肉、心与物、人与神等的区别是绝对的，彼此是互相对立的。中国学人则认为上述两者不是截然区隔而是和谐统一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大传·文言》）认为人性是天或道予以的内在价值，能与外界存在相和谐。中华人文精神具有内在性特征。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包括人的价值、人性的内涵与道德的修养、人格尊严与社会责任心、人的生死，以及人的理想等方面，其核心是关于人的价值观念。人生活在世界上面临的基本矛盾有三个：人与自我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和人与自然的矛盾，由此导致的价值也有不同类型和层次。人的价值可分为人类价值和个人价值，个人价值又分为人的自我价值、人的社会价值和人的自然价值。以下我们将着重以古代哲学关于人的价值学说为核心，来论述中华人文精神。

人类价值
中国古代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异于动物，优于动物，具有高于动物的贵于己者的固有价值，至于人与天地、人与鬼神的关系，则观点不很一致，这些思想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人在世界上有无价值，价值何在？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十分关注的问题。他们着重通过三个方面，即与一般动物的比较，与天地的关系以及与鬼神的关系来彰显人有无固有的普遍价值，即人类价值的问题。
与一般动物的比较　儒家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是人有“恻隐之心”、“恭敬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告子上》）荀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者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又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同上）这是以人有道德规范和组合为群体生活来强调人类的价值。中国佛教与儒家观点不同，认为人类虽然在思维和能力上高于一般动物，但与一般动物是平等的，称为众生平等。这种平等是建立在两个理论基点之上的：一是轮回转世说，宣扬人与一般动物在轮回流转中互相转化，人做恶业可能在来世下堕而变为畜生，一般动物做善业可能在来世上升而变为人。二是佛性说，认为不同众生都具有佛性，也就是说，都具有成佛的本性、根据、可能性，都能成佛。有人会对这两个理论难以认同，但我们认为理论中所包含的思维取向——不同生命体的平等和生命主体的向上追求，有助于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有助于确立对动物的平等心，这是有启示意义的。
与天地的关系　中国古代哲学充分肯定人在自然界中的重要地位。《老子·二十五章》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周易大传·系辞下》称天道、地道、人道为“三才之道”，“人”是天地人“三才”（“三材”）之一。《礼记·礼运》篇云：“人者，天地之心”，意思是说，天地无心，无思维智慧，而人是天地之间能思维有智慧的生物。《孝经》引述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此处“性”字同于“生”字，话的意思是天地之所生唯人最贵。南北朝时何承天反对佛教的众生平等说，强调“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达性论》）认为人为天地万物之灵，在天地间具有最高贵的价值。
与鬼神的关系　儒家孔子提出“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命题，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对鬼神持存疑、疏远的态度，轻视鬼神之事，强调重视人事。老子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老子·六十章》）这是以“道”取代了“神”，认为以“道”治天下，鬼神就不会侵害人，也就是说人的吉凶祸福与鬼神无关。道教、佛教都有一套宠大的鬼神系统，佛教认为鬼的地位比人要低。佛教的鬼通常指处于饥饿痛苦中的“饿鬼”而言，非指人死为鬼的鬼。
由上可见，中国古代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异于动物，优于动物，具有高于动物的贵于己者的固有价值，至于人与天地、人与鬼神的关系，则观点不很一致，这些思想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人的自我价值
人格，古代称为人品。品，即品德、品格。什么是崇高的人格，如何达到和保持崇高的人格，是从先秦直至宋明哲学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
人的自我价值，也就是人格价值。人格，古代称为人品。品，即品德、品格。什么是崇高的人格，如何达到和保持崇高的人格，是从先秦直至宋明哲学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中国古典哲学重视人的尊严与价值，并强调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不在于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而在于具有追求真理的高尚品格、崇高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以及坚定的独立意志。
孔子重视追求真理，强调追求真理高于物质享受。
孔子重视追求真理，强调追求真理高于物质享受。他提出谋道与谋食的问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提倡君子用心力于求真，不用心力于衣食。又说：“士志于道，而耻于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对于以穿破衣吃粗粮为耻辱的人，不值得与他谈论探寻真理。孔子还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同上）爱真理甚于爱生命。热爱真理，明辨是非，是人格价值的重要内容。北宋理学家提出一个“孔颜乐处”的命题。史称周敦颐每令程颢、程颐“寻仲尼、颜子乐趣，所乐何事”（《二程遗书》卷二上）。胡瑗曾以“颜子所好何学”为题，科试诸太学生。颜子，姓颜，名回，字渊。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论语·雍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同上）我认为，孔子是赞扬颜回安贫乐道，好学求真，在追求真理中获得快乐，“其乐”就乐在对真理的追求、探讨和发现。
儒家宣扬道德至上，强调道德价值远在一般人所追求的物质生活的价值之上。这种理念在仁与生、义与利、德与力、理与欲等关系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仁与生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告子上》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生命。“仁”，仁爱。“义”，正义。孔子、孟子肯定生命和道德的价值，但两者如发生矛盾，不可得兼，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舍弃生命，坚持道德原则。这是强调对个人来说，人格尊严比保全生命更为重要。
“尊道贵德”是道家的伦理思想总纲，是道家的生命价值取向。
与儒家从伦理道德角度论人的生命价值不同，道家从生命自然提升的角度论述人的生命价值。老子说：“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五十一章》）“尊道贵德”是道家的伦理思想总纲，是道家的生命价值取向。老子所讲的“道”是世界万物的总的根源和本质，“德”是“道”体现在具体事物中的内在本性和依据。因为“道”生万物，“德”蓄万物，所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又讲“道法自然”，由此“尊道贵德”也就是顺其自然。“自然”，是指天然，自然而然，也即万物非人为的本然状态，进而引申为无为无造的意思。老子提倡尊道贵德的人要以“无为”为立身行事的准则，也就是遵循自然法则，排除主观执著和矫揉造作。老子认为这是人的生命意义所在。后来道教进一步在上述道家思想基础上提出重生、贵生、乐生、长生的生命观，唤起人类对生命现象的尊重和关爱，对生命意境的追求和提升。在道教看来，作为“天下母”的“道”与宇宙万物具有同一性，宇宙本质与生命本质具有同一性，人在追求与“道”合一的生命历程中，人的生命就会由短暂变为永恒，由有限变为无限。道教这种对生命无限的挚爱和追求，表现了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和赞美。
义与利　儒家重义轻利。孔子认为富贵有义与不义问题，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并不笼统地排斥富贵，而承认合乎道义的富贵，
但强调义才体现了最高的价值。孟子区分了人的“耳目之官”与“心之官”，前者是感觉功能，后者是思维器官，而思维高于感觉（参见《孟子·告子上》），由此肯定精神生活高于感官享受，高于物质生活，内在价值高于功利价值。《礼记·儒行》云：“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强调儒者以对国家有利为目的，不求个人的富贵。汉代董仲舒更有两句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认为做事要合乎原则，不要考虑物质性功利。墨家宣扬义利统一论，一方面主张“贵义”，提出了“万事莫贵于义”的命题，（见《墨子·贵义》）一方面又提倡“尚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爰下》）还把“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作为衡量言论是非的标准（见《墨子·非命上》）。墨子肯定天下大利和利人利天下的意义与价值。义利问题很复杂，利有个人私利与群众公利之分，应当说，公共利益是很重要的，是要维护的，私利要服从公利，脱离国家民族的利益，个人利益最终也将成为泡影。同时也应当看到，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脱离物质生活专谈精神生活、道德、理想，只能流于空谈。但是，只注意物质生活，不提高精神生活，不讲道德理想，势必使物质生活失去正确的方向和真正的意义。
德与力　“德”指道德。“力”指生命力，表现为意志力、体力，引申为武力、军力等。孟子区分“以德服人”与“以力服人”，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提倡施行仁政，以道德赢得民心，取得人民的拥护。与孟子尚德不重力不同，法家韩非重力不贵德，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强调力的作用。汉代王充提出了“德力具足”的观点，兼重德力。（参见《论衡·非韩》）应当说，王充的德力并重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治国之道的一个重要理念。
理与欲　“理”，道德原则。“欲”，物质生活欲望，指追求高于基本生活需求的欲望。宋明理学家宣扬“存天理，灭人欲”，把道德原则与物质需要对立起来。清代思想家戴震认为理存乎欲,斥责理学家的“理欲之辨”为“以理杀人”。应当承认，精神需要高于物质需要，但离开物质需要也就没有精神需要，两者是统一的。
独立意志是人格价值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儒家强调人要具有独立的意志。孔子有一句名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匹夫”指平民，“不可夺志”即独立意志。孔子肯定平民百姓也有独立的意志。孔子又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认为具有仁、知、勇就能充分表现独立意志。《孟子·公孙丑上》云：“志，气之帅也。”孟子认为意志、志向是精神状态的统帅。孟子提出“尚志”说，（参见《孟子·尽心上》）提倡发扬仁义——人的善良意志。他还提出独立人格的标准“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强调大丈夫的崇高人格是坚持道德原则，不屈从于别人的意志，不随环境的变化而转移。古代道家、墨家也赞扬坚持独立人格，如《庄子·逍遥游》赞扬战国时独立思想家宋钘（宋荣子）“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整个社会赞美他时，他淡然处之，整个社会毁谤他时，他也不为所动。庄子提倡不顾别人的毁誉，坚持自己的见解、主张、原则，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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