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反对：内心模式化——阅读张炜《刺猬歌》引发的追问

我一直对张炜有一种敬畏的错觉，《古船》实在是太好了，似乎承载着整个龙口，整个胶东半岛——作家本人出生的故乡不可避免要渗入作品的肌理，鲁迅《铸剑》如此，沈从文《边城》如此，老舍《正红旗下》如此。张炜的《刺猬歌》似乎也没有摆脱这一叙事畋域，作家在貌似重复的主题变奏后面隐藏着什么呢？这是我目前阅读《刺猬歌》的思考？我不由得想追问：中国当代作家怎么啦？难道集体进入了内心模式化的怪圈吗？ 
                         
　　近几年来，莫言、苏童、余华、韩少功这些当代重量级作家似乎都集体进入了一个重复自己的时代。莫言在《檀香刑》的暴力美学中疯癫，这种神经颤动延续到《生死疲劳》——李敬泽先生说后者是像古典小说伟大传统致敬的一部作品。不知何时，致敬似乎成了我们民族文化历史上的伟大传统？确实如此，电影界也一致认为，《英雄》是在向黑泽明致敬，黑泽明在向芥川致敬。张艺谋超越了自己，因为他不再向中国作家致敬，而是转向外国A级导演。张艺谋抛弃了莫言，莫言抛弃了自己，向古典致敬的结果很古怪，《生死疲劳》所谓的民间叙事与草蛇灰线实在说不上——这种出版集团体制内的评论，也就只能充当封底的广告语，市民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批评家写的，那就是真切的批评。我就看不明白致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终于明白，公开宣扬致敬有很多好处：被COPY的叙事外壳不会被人认为是仿名牌，原创的主人一般会原谅后起的弱者，这是文艺伟大的传统之一，本来是用来提携晚辈作家的一个方法，可是，当电影与文学发生同代致敬的时候，必然导致一个畸形，文学瘸腿的时候，电影肯定也得衰败——今天表面繁荣的文学与电影不就如此吗？好作品是那么的缺乏，我就不明白我们民族难道集体丧失想象力了吗？

　　这一判断实在是过于武断，希望似乎还是在80”。我们至少正在生成希望，不像这些前辈们，依然顽固地把持着话语权，宣称他们的作品才是好作品。80与70、60、50的文学地位争夺战似乎在不经意间已经悄然登场，韩寒、张悦然的逐渐成熟也是事实，《一座城池》、《誓鸟》的畅销似乎可以部分证明文学的青春在复苏。青春文学在国外不是新事物，到了国内却遭到众多传统作家的鄙视和不屑，但是，好像还没人鄙视《麦田里的守望者》，而在美国，它被奉为青春文学当代经典，中学生文学必读书。顽固作家与批评家们，你们确实可以对青春文学的概念鄙弃，并将它置于意念的垃圾筒里。但是，文学的青春这个永远的命题是无法鄙弃和菲薄的？周国平先生说，文学有了青春，才是文学；青春却不一定等于文学。这一和稀泥的说法还是重蹈了致敬传统，两边不得罪确实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智慧啊。事实上，我感觉目前的青春文学作家韩寒、张悦然已经成熟，这个问题的两方面他们都已经做得很不错啦——所以一起在装的白烨和陶东风这两位批评家才会在博客论战中惨败而归，至于二位似乎接受一个叫沈浩波的诗痞操作，用自己的人格换取了金钱，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笔者新近在北京民营书业订货会上拿到的磨铁文化公司书目上，《诛仙》赫然在目，当萧鼎、沈浩波、陶东风这三个名字联系到一起时，情况变得似乎简单了。不过，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我们也只能怀疑，行政处罚也讲究证据。我们只能，从内心表示彻底的鄙弃。

　　那么，《刺猬歌》到底如何呢？我只能回答：这是一次基本负责的写作，张炜在向自己致敬的过程中试图超越自己，苏童也基本如此，铁凝也基本如此，所以，当代小说在2006集体溃败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李敬泽先生的这一断语逻辑上的漏洞是明显的——因为他的批评似乎回避了80”的青春文学。李敬泽宣称，《80后是一种毁坏的逻辑》，在术语限定上我完全赞同，在80后成为一个滥俗的商业标签之后，我主张用80”来代替这个代际划分，如果中国现代文学馆门前的一个逗号代表了现代文学的进展，那么我认为可以用两个逗号来表示当代文学的进展，并且我还主张生于80以后的作家与写手把责任扛到肩上去。这样当代作家的经验与技巧，意识与判断，才能真正实现沟通，任何前辈都不会轻易把权力给晚辈，往往必须要等到成熟与负责，他们才会交出传家之宝。

　　《刺猬歌》沿袭了张炜的第三者叙事角度，客观地讲，他试图充当叙事、文化、道德的上帝，野心巨大地希望通过写作来实现严肃的民族内心诉求，因而，在《刺猬歌》里面焦灼、撕裂、膨胀作为内心的力量，奔突着小说框架，如同电影放映的艺术蒙太奇，人物似乎从画框闪动出来。小说开头描写廖麦抓住美蒂的头发逼问最后真相：“把一切都讲出来。”这种虐恋实在不是新鲜蔬菜，或许莎朗·斯通的《本能》比它更为真实——野性的金发美女诱惑到了一位男士，这位男士略带胡子茬，然后她们开始在片子里准备做爱，但是不，美女用铁链把男士绑在了床的靠背上，莎朗开始从冰箱里拿出冰块来，还夸张地舔了舔冰锥上的糖水。这位男士还带着期待的眼神，这时斯通骤然出手，冰锥迅速刺向男士的身体，声响粗嘎，血肉分离，生死立判，然后莎朗开始仰头上冰锥上淡淡的血痕。张炜的整个故事与此简直惊人相似，廖麦反复用暴力——这意味着身体、意识、男权等关键词——压抑而又深沉地爱着被权力和命运捉弄的美蒂，美蒂最后作了另一种选择。

　　不过，《刺猬歌》到底如何？我还是不敢下一个单纯的判断，至少它是一个丰满、润泽手感貌似不错的东西，但是，不要歪想，这绝对不是女人挺拔的双峰，如果有人一定要那么认为，我只能认为它是一对可爱的仙人球，小样儿，谁还做不当联想的上来捏一下啊，扎死你，没看见啊，BMW（别摸我）——所以《刺猬歌》这个名字似乎也可以用《尖刺乳房》置换一下，这样的好处是直奔主题，而在乳房的两边，前边一直是男人，后边一直是女人，有关人体这一最美的器官，小说、电影一直乐于表现，乳房作为艺术名词来讲，它应该享有和摄影机位置、视点、剪辑、打乱阅读等术语一样的地位。身体、乳房并非总是恶俗的代名词，它历来就是西方艺术学界的热门词汇，并且往往意味着严肃意味的今天，在这个意义上讲，张炜的《刺猬歌》带有女性主义的色彩，张炜的《刺猬歌》确实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当代文学研究的个案，也真为中国人民的阅读带来了一本可以接受的小说。

　　说到摄影机位置，我不得不再说两句关键的话，对于叙述来讲，方式永远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作为不能从心灵上超越自己的作家来说，尝试形式的更新是有助于文学的出版繁荣的。而在心灵的圣殿里超越自己，几乎很难，所以俄国形式主义主张的陌生化创作路子，事实上并没有落后。

　　张炜的一个明显缺点就是试图充当所有阅读在场者和所有人物的上帝，高蹈在一个严肃而黑色的天空，如果有这样一个上帝，它实在缺乏亲和力，不过严肃文学的存在理由也就在此，严肃的唯一目的乃是严肃，不是反复强调素质素质的黑色幽默。《刺猬歌》的缺陷在于采用的第三者叙述角度，类似于摄影机架设在人物中间，事实上，这也并无不可，倘使能将叙事进行一场革命——将第三者这个通常感觉不够光彩的偷窥者，落地成为一个切实而又超越第一、第二的他者，那么小说的艺术品性与终极思考将获得突破，而不是简单的表达传统与现代，草根与树根的碰撞之痛。描述痛苦与灾难已经20多年了，我们有必要从这个严肃传统中走进新的境域了。

　　2007年，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现实主义都似乎没能深入的今天，移植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也是可以原谅的——毕竟要有当代作家来致敬西方文学的先进，何况莫言《檀香刑》写作时尝试也并未成功。在玄幻文学、80”新武侠在年轻人阅读市场走俏的今天，魔幻现实主义似乎不期而至了吗？

　　不管如何，我们不能将当代小说的发展不力，草率地归结为体制、模式、主义这些宏大的圈套，一切的关键在于，勇敢抛弃内心的模式化，美国和西方从来不缺乏为写作而自杀的伟大作家，我不主张消灭躯体的自杀，但我坚持认为，作家应该不断地自己杀死自己的作品，如同我们的宠物狗咬伤了人，就应毫不犹豫地杀掉，否则……作家写作就更应该负责了，不应随意炮制小说的外套，然后抛向市场，狂喊名牌来了，然后畅销，然后全国人民都知道，最后又都集体失望。中国人民在互联网和盗版书的培养下，文艺鉴赏力早已比20年前提高了不少，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沉睡自恋的作家应该醒过来了——反对内心模式化！

    作者：陶学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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