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王安忆：模糊时代已过去 我们需要明确自己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评价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如何来看待其与当下文学的关系？在昨天举行的第二届上海大学周·圆桌会议上，与会的作家、评论家和学者们以“先锋小说与文学未来的发展可能性”为主题，探讨先锋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影响及意义，并探讨先锋文学继承、转型的种种可能性。

“作者已死”还是“呼唤作者”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理论、后现代理论对中国的作家、学者都产生了极大影响，然而曾经红极一时的“作者已死”、“作者退场”理论在现今的语境下逐渐导致了文化价值的虚空。著名先锋文学作家格非认为，这使得中国创作界的问题十分严重，要求作者不表露自己的观点、意图，使中国没有了作者，只有叙述者。格非就此提出要“呼唤作者”。他解释，这个“作者”并非传统叙事学、社会学意义上的作者，不是宏大叙事的作者，而是对自己生命、对自己的存在有内在超越欲望的作家。   

作家需要明确自我
以语言实验著称的上海作家孙甘露在会上提出，“批评家以什么方式来观察作品”。他认为：虽然作家自己站出来讲自己的作品是最无趣的，但作家有时还是有必要说一说的。回顾多年来先锋文学的历程，其实存在着一个误解―――把翻译文学的影响看成是负面的。从先锋文学的语言上来说，翻译文学的语言是一种资源，和古典文学、红色文学等是一样的资源。
而著名作家王安忆则提出了作家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命题，认为模糊的时代过去了，今天我们需要明确自己。她认为，中世纪时艺术家是工匠，不需要表达自我，却能体现出个人风格。文艺复兴后，作者要表达自己的欲望非常强烈，但个性反而消失了。当写作作为专职职业时，就有一个问题：文学是为了“什么”而文学？

先锋文学精神与文学教育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梳理了先锋文学发展的知识谱系。他认为，先锋文学挑战了原来的一些文学观念，它是在失败中产生的。而中国的文学总是在失败中呈现自己，这种失败在今天看来仍然有正面意义。陈思和提出，文学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教育，文学精神正是依靠教育得以传承下来，现今的教育状况十分堪忧，然而又不能说今天没有文学，只要打开网络，就可以看到网络文学、博客，甚至手机短信中也有文学性在，人人都可以进行文学写作。
陈思和认为，文学需要依赖教育与市场，这两者一个都不可偏废。他提出，先锋文学作家、批评家、教育家需要反省的是，究竟自己是否有意识地去和现今最繁荣的文学写作沟通，比如70后、80后的文学创作。如果对其完全排斥，我们就会缺乏相应的文学观念去解读他们的作品，这样的隔阂对文学未来的发展是十分危险的。   
这次会议由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及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办。
记者 姜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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