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孙中山思想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到中国国民党改组前,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经过五族共和,演变为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国民党改组及其后,承认国内民族一律平等,少数民族有自决自治的权利,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以建立各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为主旨。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基础,受到西方传统民族主义理论影响,正视顺应了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文化资源。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主义;当代中国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日。在此前后,对这位历史伟人的政治性纪念和学术性研讨连续不断,体现了后来人和研究者对这位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做出伟大贡献的革命先行者的无尚崇敬和深刻缅怀。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指出: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上,孙中山的宝贵精神遗产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1]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是孙中山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自从1940年毛泽东提出“新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来,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有无新旧之分,就一直争议不休。祖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台湾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中,对此仍然存在分歧。应当说,毛泽东提出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经过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与此前的三民主义即所谓旧三民主义有着显著的区别,是有他的政治考量的。国民党的改组和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蕴涵、体现了联合苏俄、国共合作和扶助农工的新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是以“联共”的字样概括的。在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共产党当然会强调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内在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拿孙中山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背书。
2003年3月,笔者应台湾国父纪念馆之邀,参加第六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笔者提交的论文认为,后孙中山时代,三民主义被中共有选择地继承和坚持下来,成为推进政治发展的工具。在中国政局的变化主要由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决定着的条件下,当三民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时候,由于它本身的复杂性,中共从自身地位及其发展出发,只能开发、利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激进方面。中共在理论上区分新的与旧的三民主义,在实践中区别真的或假的三民主义,其中含有学理探讨的成分,但学理的探讨不构成也不可能构成主体。[2](P414)这个观点,来自台湾的评论人仍然表示不能接受,坚持三民主义无分新旧。其实,笔者就事论事,谈的是历史上中共对三民主义的评价。经过思想解放的洗礼,许多大陆学者,包括笔者在内,早已不刻意强调三民主义的新旧之别,而是认为充分肯定它具有不断发展的品质就可以了。三民主义的新与旧,是政治家提出的,是政治性的论断。作为学术的研究,学人完全可以有自己的评判。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胡锦涛的讲话没有重提新三民主义,而是说孙中山赋予三民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不过,他继续强调了三大政策是孙中山的重要政治主张,坚持三大政策使其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走上从屡受挫折转向成功、进而取得显著成就的正确道路。
孙中山与时俱进,不断赋予三民主义以新的内涵,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思想理论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的思想理论,不仅指导和引领当时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且对后世仍会发生积极影响。当今,全球化蔚为大潮,一日千里,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备受关注。此刻,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重温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思考它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二、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演变
孙中山在创立中国同盟会时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 自那以后,特别是孙中山逝世以后,关于三民主义的解说、阐释和探讨所形成的成果,几乎可以说是难以数计。民族主义一开始就受到注意和重视。关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和主要内容,研究者已经形成了几近一致的看法。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排满”。这在兴中会和同盟会纲领中都有明确体现,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也。孙中山解释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3](P325)这就是所谓“革命排满”。在孙中山的思想中,他的民族主义是汉族民族主义。他所说的民族国家,是汉族的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这是必需的、合理的。但是,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不等于满族人民在新政权之下不享有政治地位。这是孙中山当时所见未及,至少未能阐明的。民国肇建,边疆地区民族分裂形势严重,孙中山有见及此,改变建立单纯的汉族国家的主张,提出“五族共和”,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4](P2)他认为在民国政权之下,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同为国家主体,历史上种族不平等、政治不平等的问题已经同时解决了。事实上,现代国家的建设虽然开了端绪,但迟迟没有走上正轨。孙中山也看得很清楚,民国只有其名,并无其实。在民族问题上,孙中山经过思考,参照美国建国历史,提出“民族同化”的主张。1919年,他在论述民族主义时说:“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中华民族之新主义。”[5](P187)民族同化的字样,更早在1912年就出现在中国同盟会的总章之中。国民党改组前,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大抵如此,[6](P339--341)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经过五族共和,演变为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而且没有触及中华民族与外国民族的关系。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孙中山同苏俄和共产国际接触,在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及其后,民族主义思想发生根本转折性的变化。
1922年底,孙中山在桂林对军队演讲,提出坚持民族主义,建立独立国家的任务。越年元旦,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更指出:“欧战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愈昌明,吾人当仍本此精神,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7](P3)1924年1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通过。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它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8](P118、119)孙中山赞同这份宣言,接受了它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并使其成为自己思想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国民党一大举行期间,孙中山开始做《三民主义》讲演,他关于民族主义的演说,集他个人兴中会以来民族主义思想之大成,最系统、最全面地反映了他关于民族主义的主张。他阐明了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定义,肯定民族主义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指出鉴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国,想中国永久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与过去专注于国内民族问题不同,他把民族主义的提倡,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当前形势联系起来,指出民族主义是对外国人打不平的。他认为西方列强以政治力、经济力压迫中国,使中国不只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更是等而下之的“次殖民地”。他看出美国总统威尔逊鼓吹的“民族自决”与俄国领袖列宁的“民族自决”之间的区别,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弱小民族不仅不能自决,相反所受的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只有俄国革命,才是“人类中的大希望”,列宁为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提倡被压迫的民族自决。他提出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恢复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使全国四万万人团结起来,“结成国族团体”,并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8](P183——427)孙中山过去倡导民族融合形成中华民族,在这个演讲中又提出“国族”的概念,认为民族主义也就是国族主义。他认为中国人民国族团体的建立,要以传统的道德为基础。承认国内民族一律平等,少数民族有自决自治的权利,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乃是这一阶段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最主要的内容,标志着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进入以建立各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为主旨的阶段,也是他平生民族主义思想最重要的发展。
有论者以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既深受中国固有思想传承,也深受西方传统民族主义理论影响,同时也是兼容东西方的思想。[9](P229)这个论断是成立的。但可以补充的是,孙中山正视了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接受了共产国际对民族主义的解释。这一点,不可忽略,不可轻视。
1923年11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会议,季诺维也夫针对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纲领的介绍,指出:“民族主义口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它怎样理解,民族主义意味着什么。人们已经把它理解为争取中国独立的强大的运动,但同时它又应该怎样来实行,不为新的资本家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兴起提供可能。它不应用中国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另一方面,正确地运用民族主义也不应该是为中国那一部分占主导地位的居民争取独立开展运动和压迫中国国内其它民族。民族主义不应该导致建立中国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的霸权地位。它无论如何不应该导致对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压迫。”[10](P336——338)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做出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指出:“民族主义,就是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对于上述每一个阶层来说,民族主义的含意是,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对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在民族主义口号下进行斗争的全部含意是,既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不致遭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民族主义的另一方面应当是,“中国民族运动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便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能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11](P81)如果说,国民党一大所通过的宣言是集体的产物,孙中山表示了赞成,那么,孙中山在同时所做的讲演,则完全证明了他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国内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有权自决等关键方面,与共产国际的精神也是同调的。
现代“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产生于西欧的社会政治现象,民族主义的古典理论在相当长时期里占主导地位。这个理论主张把民族地域与国家领土统一起来,建立民族-国家,具有反封建、反教会、反帝国、反殖民的指向,合乎建立资本主义民族市场的需求。孙中山在早期也是按照这个理路去思考的。但是,无论西欧还是中国,多民族共处是历史现实,按照民族主义古典理论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并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个现实困境,转而一方面主张建立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人们共同体——中华民族,另方面接受共产国际“民族自决权”主张,赞同中国境内各民族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三、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当代意义
人类进入21世纪,全球化浪潮铺天盖地,席卷世界各个角落。“冷战”结束,又引起多极化风行,正在深刻改变全球政治版图。新一波民族主义运动风云际会,不仅继续活跃在传统的政治领域,而且深入到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在这种背景下,认真思考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就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且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今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提倡弘扬民族精神,并不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汇。当代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56个民族结成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大家庭。既存在着孙中山所主张形成的政治学意义的“国族”——中华民族,又并存着以血缘、语言、信仰、风习等为基础和特征的民族学意义的民族。新中国建立以后,通过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了各民族的团结和平等。但是,民族分裂势力并不甘心,与国际反华势力相勾结,始终没有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他们打出的也是民族主义旗帜。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使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缺位。其实,也不尽然,它以另外的名义大行其道,这就是爱国主义。本质上讲,爱国主义就是整体民族的民族主义,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
孙中山晚年,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由国内民族问题重点转向了对外,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的国际平等地位。他的对外“打平等”的思想,鼓舞着革命政党和各族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而不懈奋斗。“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形成一超多极的局面,但是,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不公正、不平等因素甚多,建立公正、公平的国际新秩序任重而道远。继承发扬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是要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在经济上互利双赢,在文化上维护安全,为构建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民族主义往往包含着自身民族优越论的因素,成为排外的借口。在对外开放中,弘扬民族主义,也要防止简单武断的排外行为。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接受了这个概念。稍晚,中华民族一词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华民族作为“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早就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识,成为当代中国的核心概念。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国内民族部分,最主要也最重要的就是进一步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实现各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创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少数民族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绵延的权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保证。当然,如何进一步完善、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现如今,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很快,但不容讳言,与发达地区的差别还在扩大,因经济、文化等方面造成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保持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有赖于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语言的保护,以及民族传统的继承。受国际形势影响,民族分裂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恐怖分子势力合流,危害着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这也是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所必须高度关注的。
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与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相通,三民主义本身是一贯的,必当同时并行。他认为,这个国家应当是国内民族平等、中华民族与外国民族平等、主权在民、民生幸福的现代国家。“如果把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同时解决,用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一定可以把现在的中国变成庄严灿烂的中华民国。”[12](P5)孙中山并未能实现这个愿望。过去,人们对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内在联系,认识并不足。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继承发扬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是准确把握到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真谛。
注释:
1 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6-11-13.
2 曾成贵.后孙中山时代中共对三民主义之论评[A].第六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国父纪念馆,2003.
3 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 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王寿南:中山先生民族思想之演变与中国民族发展历史的关系[J].香港:珠海学报,1987年第15期.
7孙中山全集: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邵宗海.中山先生与民族主义思想[A].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国父纪念馆,2005.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2 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作者:曾成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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