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孔子的遗产: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上)

编辑:Jina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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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这几年,传统大热,《论语》很火。这背后的因果耐人寻味。什么才是孔子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我相信,李零先生的这篇文章会给大家很多启发。此文选自李先生马上要出版的《我读论语》(在北大的《论语》讲义)之总结部分。
    
  现在读古书,有个坏毛病,就是束书不读,光问有什么用。孔子离我们很远,距今2485年,他做梦都想不到(他只梦周公),我们会拿他干什么用。
  后人说,《论语》有大用,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可以治天下,一条是可以学道德,被治天下者治。这两大用途,也可以说是一个用途,用道德治天下———不但救中国,而且救世界。
  神圣化的孔子和道德化的政治,是传统的“中国意识形态”。
  
  【一】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吗?
  
  孔子最神气,是宋以来。
  赵匡胤是丘八,朱元璋是农民,元代和清代,都是以骑射夺天下的异族王朝。“宰相须用读书人”,他们比以前的帝王更明白。
  现在讲孔子,主要是程朱陆王;说《论语》,主要是道德修养,根子是宋学。宋代是尊孔的黄金时代。
  宋代有个著名传说,赵普,宋太祖、宋太宗的宰相,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他是以“半部佐太祖(宋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宋太宗)致太平”,二十篇,全能派上用场。据说,普平生只读一本书,就是《论语》。他是马上学,马上用,24小时内,立刻见效(“次日临政,处决如流”)。
  洪业,小时候读《论语》,也碰到过这一传说。他说:家塾老师教我开始读《论语》,大约在我十岁左右。当时老师说:“这是了不得的好书。宋初的宰相赵普用了半部治天下。”我觉得很兴奋;没有几个月,全部《论语》,竟能背诵。稚年自豪的思想:赵普才得半部,而我有其全;一匡天下,敢不勉乎!
  但是,此说见于南宋中叶的《乐菴语录》,上距赵普200年,更早的线索,似乎没有;洪业考证,“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后人的传说。他说,此说就像小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不过是后人的想象和编造,根本不可信(洪业《半部〈论语〉治天下辨》,收入《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2005年)。
  《论语》是部杂乱无章的书,赵普怎么用半部定天下,半部治天下?谁也不知道。原书也没法按用途一分两半。但很多人还是乐于相信,《论语》一书,肯定可以治天下。
  崔述,顾颉刚推崇的崔东壁先生,他就说过:孔子答门弟子问政多矣。而答仲弓之语(《子路》13.2),最为精要。……昔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果能熟读此章而力行之,即为宰相,亦绰乎有余裕;岂待半部也哉?(《论语余说》)
  洪业虽绝不相信,赵普说过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但《论语》可以治天下,他却深信不疑。他相信,夫子之言,哪怕一章一节,一字一句,也足以治天下。他举《论语》的许多名言佳句为例,说光是一个“信”字,已经足够。
  宋以来,学者好疑古书,但疑心最重的学者,对这类效果却深信不疑,因为什么都可怀疑,圣人是不能怀疑的。
  孔子的神圣受到挑战,是到了“五四”运动。
  全盘西化论的代表胡适,他的话,即使放到今天,也很公允:我们要废黜的只是孔子的神圣性,恢复的反而是孔子的本来面目:作为先秦诸子的一员。
  《古史辨》是这一运动的直接产物。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他连圣人(孔子)的圣人(三皇五帝、尧舜禹)都敢怀疑。
  中国的意识形态第一次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天风扑面,风从海上来。
  我在北大讲《论语》,讲完最后一课,问学生,“半部《论语》治天下”,你们相信这个说法吗?如果相信,请具体告诉我,你怎么用《论语》治天下———用哪些话,怎么治,治什么?当然,假设前提,是他已经当了国家领导人。他们都答不出。只有一个学生说,我爸爸从小跟我讲,夫子之言不可违。
  “半部《论语》治天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用《春秋》断狱,用《河渠书》打井,都是老故事。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小红书,人人背。它的万能,大家都领教过,当年是绝无异辞。
  治天下是谁的事?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8.14)。你又不是宰相。做百姓的治于人,责任只在配合(学道德)———除非准备往上爬,全是咸操萝卜淡操心。
  文雅的说法是“干卿底事”,不文雅的说法是“关你屁事”。
  
  【二】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夷是赌气话
  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鲁迅说,如果翻成现代话,除了“摩登圣人”,实在没有更好的词。“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死后,总是被人当作“敲门砖”。
  活孔子是乌托邦,死孔子是意识形态。
  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不理想。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古代的理想主义,往往是复古主义,道理很简单。古代虽为过去,毕竟有文献记载和故老传闻,实实在在;将来是什么玩意儿,虚无飘渺。古人才不会“相信未来”。更何况,他们都是循环论者,古往今来,治乱盛衰,有如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一轮接一轮。冬天太冷,人们会怀念夏天,很自然。生于东周季世的他,一心要回到西周盛世,也顺理成章。
  先秦诸子,是持不同政见者。共同点,只在不满现实。当时是乱世,谁都批,批是绝对有理。
  批判现实,古代是利器,当时的诸子,几乎都用它,谁都以古非今。
  以古非今,古是什么古?不是远古是近古。
  孔子的“古”分两层,大同社会是一层,小康社会是一层。唐虞盛世,过于遥远,他夸归夸,并不追;夏、商、周,三挑一,他从周,也不是越古越好。他所从的周,不是东周是西周;西周,不是晚期是早期。他生于鲁,长于鲁,谁都说,周礼尽在于斯。他做的是“周公之梦”。
  可惜,这个理想是幻想,从来就没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
  孔子的现实目标,是挽救东周。
  但这个世界,上下陵替,叛变成风:诸侯执天子之命,卿大夫执诸侯之命,陪臣执卿大夫之命,头顶长疮,脚底流脓,怎么救?
  他的原则是:天子和诸侯,我尊天子;公室和大夫,我尊公室,顾头不顾腚。
  理想主义者的脑瓜,总是善恶分明。然而困境在于,如果举世浑浊,并没光明黑暗可以对着干,你将做何选择?比如鲁国,周礼最多,但当时的上流君子,谁都很无礼:鲁公是大坏蛋,三桓是中坏蛋,阳货是小坏蛋,你该跟谁对着干?
  他这一生,到处奔波,鲁国不行奔卫国,卫国不行奔陈国,楚国他也去过,全都令他失望。
  如果放弃选择,只能当隐士,他又不肯。
  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夷是赌气话。
  
  【三】孔子的因祸得福 
  校园里有句名言:学生是靠老师出名,老师是靠学生出名,但归根结底,是老师靠学生出名。
  孔子的时来运转,就是先例。
  孔子死后,学生很出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汉书·儒林传》)。知识分子,全都朝从政的大道狂奔。这条道,是他老人家指出,后人趋之若鹜。
  从政提高了儒学的影响,也改变了儒学的方向。
  战国晚期,儒学是显学,韩非这么说(《韩非子·显学》)。《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也把儒学摆在头一位,出土发现,儒籍最多,都可证明这一点。
  但他们离现实越近,离理想越远。
  儒家也不是一成不变,从子夏居西河到李斯为秦相,他们的归宿是法家。
  战国晚期,荀卿“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是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卿有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他们一边习儒籍,一边读《老子》,所学帝王术,所干秦王政。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学生比老师讲实际,这是一般规律。
  秦汉大一统,是政治家的杰作。
  秦始皇,制度大一统、宗教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头一条成功,第二条可观,最不成功,是第三条。
  当年,秦始皇混一海内,尽收天下之书,悉召艺能之士,设博士之官,请他们献策献药兴太平,也有短暂的蜜月(其实也不短,有九年的时间)。他一心想跟知识分子交朋友,却不欢而散,跟身边的两种士,全都闹翻了。文学士(简称文学),是文科的知识分子(以儒生为主的人文学者);方术士(简称方士),是理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科研人员,也是迷信家),大家都来凑热闹。
  公元前213年,“备员弗用”的文学士终于有了用———他们给秦始皇祝寿。可惜,机会方来,他们就闹内讧,周青臣面谀,淳于越拆台,导致禁书和焚书,主意出自李斯,并非秦始皇。李斯是前儒生,最懂收拾同行。
  方术士,占星候气的不敢讲话,求仙访药的携款逃跑。秦始皇大怒,非要查办他们,才殃及儒生。当时,知识分子窝里斗,互相揭发,导致460多人活埋。我们要知道,所谓“坑儒”,未必都是儒,其中还有方术士;没有活埋的也大有人在,汉初又被请出来。
  古人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之天下也”(《六韬·文韬·文师》)。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秦灭六国,伤了六国的心,也伤了儒家的心: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史记·儒林列传》)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孔鮒(孔子的七世孙)投了农民军,死于陈下。他是反秦战争的烈士,也是秀才造反的先驱。
  迫害成就英雄。
  汉代大平反,一切翻烙饼。六国的后代,全都找出来,置守冢,血食天下,造反的陈胜也在其中,视同六国诸侯。孔子沾了这个光。
  儒家作为受害者,终于打了翻身仗,重新扬眉吐气。当时的文化融合,物质文化主要是楚文化和秦文化的融合,精神文化主要是齐鲁文化和秦文化的融合。山东人都往陕西跑。
  汉高祖吊封孔子,孔子故居,成了博物馆。司马迁访之,流连不忍去。
  汉唐以来,孔子拟于王侯,从一介布衣,变世袭贵族。皇帝还改朝换代,他却是万世师表。
  当初想不到。
  
  【四】孔子与大一统 
  古往今来,全世界,统治者治天下,都靠三大法宝,一是国家(管制度),二是宗教(管灵魂),三是学术(管思想)。中国也不例外。各大文明,取径不同,只是配方不一样。
  大地域国家,行政效率高的国家,中国最典型。它是大国家,小宗教,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还有后来的罗马帝国,都不如它命大祚长。与之相反,中世纪欧洲,小国林立,至今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唯一统一,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草原帝国,还有阿拉伯世界,也都是宗教大一统压倒国家大一统。翻毛大衣里外穿,结构不一样。
  中国没有宗教大一统,但有学术大一统。国家大一统,是靠学术大一统。
  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秦始皇都试过,汉武帝是继承者。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大一统;整齐六国宗教,是宗教大一统。前者可安定社会精英,后者可安定天下百姓,全是为了收拾人心。
  先秦六家,传到汉代,主要是两家,儒家和道家,墨家绝无后,其他三家,名、法、阴阳,都是技术和工具(名、法是刑名法术之学,阴阳是数术方技之学),没有独立地位。战国晚期,道家融名、法、阴阳于一身,势力相当大,汉初仍如此。汉武帝整齐学术,两者换位,名、法、阴阳被儒家接收(酷吏是法家的嫡脉),如同剪其羽翼。但道家仍有余威,不绝统绪,后来发展为道教,成为长期的竞争对手。这是学术大一统。
  秦代有200个祠畤,西汉有700个祠畤,都是领国家津贴。汉武帝的郊祀系统,分东西两大块,西土以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和雍五畤为中心,东土以八主祠为中心。太一崇拜(太一加三一)是所有崇拜的中心,最像普世宗教。这是宗教大一统。
  秦汉大一统,汉武帝是顶峰。到他为止,似乎万事大吉。
  然而,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他最后的杰作,还会大翻盘。
  汉武帝死后,贡禹、韦玄成毁庙,匡衡、张谭废祠,王莽用小郊祀代替大郊祀(只在长安四郊设祭),是秦汉大一统的后续事件。他们推翻了汉武帝的宗教大一统。西汉的700个祠畤,被他们搞了个一风吹。这件事,意义非同小可,可惜史家不重视。
  史家说,王莽行事,多凭幻想,他的改革全都破产,其实不尽然。
  王莽有恶名。他以外戚篡汉,从王朝正统看,罪该万死。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可是正统儒生、大学者。他是根据孔子的梦想,来推翻武帝的宗教大一统。后世的郊祀,就是王莽的遗产。
  王莽的郊祀制度,既解决了皇家祭祀大典的正统性,也确立了儒家对宗教信仰的领导地位,这是他的胜利。但他满足的只是上层精英,失去的却是下层大众。
  东汉时期,民间信仰失控,导致借术立教,立教的结果,是宗教多元化,国家瓦解,社会颠覆。释之入,道之立,大教领小教,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这是结构性的大变化。
  秦汉两朝,积400多年的社会剧变和制度创设,至此才画上句号。
  上述背景,对了解孔子的历史地位很重要。
  孔子的遗产,主要是三条:(1)它保留了孔子的古典教育,以人文学术为主的教育。后世读书人,读什么,怎么读,都和这种教育有关。
  (2)孔子强调“学而优则仕”,读书一定要做官。他把读书人和中国的选官制度紧紧拴在一起。中国的文吏,都是阳儒阴法,产供销一条龙。科场不利,入幕坐馆、行医卖卜,都不是正途。
  (3)孔子提倡忠孝,对中国的道德有影响,特别是孝悌,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以德治国是中国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意识形态是道德———不是哲学,不是宗教。
  这三大遗产,决定了中国的文化结构:(1)重文轻武、重文轻理。这从图书分类可以看得很清楚。《汉书·艺文志》把图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为人文类,兵书、数术、方技为技术类,还是各占一半;《隋书·经籍志》把图书分为四类,兵书、数术、方技沦为子部的附庸,连四分之一的地位都没有。所谓学术,是人文的一统天下。
  (2)重当官,轻产业。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或所谓儒林,汉学家把它翻成official-scholar,他们是已经当官的学者,或准备当官的学者,机会不同,目标一致。读书人,拙于谋生,急于用事,除了当官,什么都不屑为。秦始皇还重视农战,虽有焚坑,医卜农桑之书不禁,但汉唐以下,宋明以来,士农工商,只有士(不是武士,而是文士)才是正经出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实用之学,一直走下坡路,始终处于颓势。
  (3)重道德,轻宗教。中国的愚夫愚妇,和全世界的老百姓一样,对宗教的需求很强烈,但秦汉以来,从来都是国家在儒学之上,儒学在释、道之上,大教在小教之上。王莽以下,国家大典是国家大典,民间信仰是民间信仰,二元化;宗教本身,多元化。这一直是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孔子,地位虽高,和百姓有距离感,他们是敬而远之。道教、佛教和其他小教,对民间更有影响力。宗教是儒家的软肋。
  
  【五】“人造孔教”和“孔教乌托邦”
  孔子不是工具,也不是道具。后学不仁,以“圣人”为刍狗。
  西化派和本土派是欢喜冤家,表面上水火不容,实际上相互学习。
  孔子的遗产,是人文主义,但受西化刺激,本土派的条件反射,首先是模仿西方,将孔子宗教化。如辛亥革命第二年成立孔教会,会长是康有为。他的《孔子改制考》,不但把儒家说成教,先秦诸子都是教。近代,国人目睹西方用武力传教,才有把儒学变成世界宗教(或准宗教)的强烈冲动。弘扬家,动言传统中断,其实这才是最大的传统中断。
  中国的传统,是只取经,不传教。
  孔子的学派,本来叫儒家。儒家是思想流派,并不是僧团教派,就像当时的道家或其他家,本来也不是教派。但孔子有一套救世主张,喜欢聚合徒众,到处宣传,还有点蒙难的经历,作为思想正统,作为意识形态,又颇有几分宗教的味道。特别是与道教、佛教并立,为了保持对称,也被称为教,而且很早就有这种说法。
  儒家是宗教吗?这个问题,对宗教第一的西方是大问题。当年的礼仪之争,就是争这个问题。中国人,烧香磕头,拜天地君亲师,是宗教不是宗教?对罗马教廷是无法绕过的大问题。他们不但向中国传教,还把中国介绍给欧洲。我们要知道,最早输出“孔教”,不是我们是他们。他们引进孔子,前后反差非常大。这事,对反省中国有帮助。
  中国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欧洲自己。
  西方初遇中国,孔子是代表“中国形象”。这个形象,是由宋明理学塑造,有我们自己的标准,但在欧洲人的心中,却经常改变。17世纪,充满神秘;18世纪,狂热崇拜;19世纪,骂声一片;20世纪,臧否不一。中国制造的孔子,西方制造的孔子,都是人为制造的孔子,作为过程和连续体,有人叫“人造孔教”。
  孔子的以德治国,曾经是启蒙时代的福音。有人叫“孔教乌托邦”(周宁《孔教乌托邦》学苑出版社,1994年)。
  乌托邦的本义,是到处找不着又说不定在哪儿撞见的好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地理大发现,使他们逼进了这类幻想。
  17世纪,传教士把遥远、古老的中国介绍给欧洲,西方突然发现,中华帝国,就是他们苦苦追寻的乌托邦。
  乌托邦,是西方的古老传统。这个传统,可推始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以道德文章选官,君王也饱读诗书,曾使西人误解,这就是文艺复兴以来,他们朝思暮想,想在海外发现哲学王。
  18世纪,启蒙时代,是“孔教乌托邦”的黄金时代:“哲人王(中国皇帝)统治下的人民最幸福”,“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他们真是赞不绝口。
  康熙皇帝、乾隆皇帝,被启蒙思想家吹上了天。与之并世的欧洲君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他们的游说下,皆奉中国为榜样。“孔教乌托邦”,一度成为反迷信和暴政的工具。
  用孔子的理性哲学代替宗教,用中国的开明君主代替他们的专制君主,当时很时髦。
  这是中国和欧洲的蜜月期,国人最乐道。
  然而,好景不长。理性变成疯狂,哲学变成荒唐。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群众的激情,有如洪水猛兽,他们埋葬了启蒙时代,也埋葬了“孔教乌托邦”。
  革命废止教会,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却创造了另一个专制君主,拿破仑。他不但恢复了法国的教会,还请罗马教廷加冕他为皇帝。这个“革命的皇帝”,把欧洲拖入了一场长达14年的血腥战争。
  人们终于发现,欧洲君主,都是穷兵黩武,极端专制,美好的理想,只存在于哲学家的头脑中。中国的皇帝也一样。
  19世纪,人们不再相信“孔教乌托邦”。康德说,不能指望国王变成哲学家,或哲学家变成国王。
  虽然,法国恢复了共和,国王没有了,政教分离了,文官考试被制度化,但和最初的理想,完全不一样。
  中国被西方打败,陷入长期的混乱之中,也暴露了真实面貌。真实的中国,让他们越来越失望。
  他们宁肯呆在自己的浪漫幻想中,或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另外寻找新的乌托邦,也决不愿看到这个腐败、堕落、停滞、专制、邪恶、黑暗的鸦片帝国。
  中国的形象跌入谷底。
  幻想的孔子本不存在:道德不是政治,理想不是现实。
  真实的中国平淡无奇:过去不是天堂,现在不是地狱(见上引周宁书)。
    作者: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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