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商人

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经济的繁荣，特别是由于“鸦片战争”的刺激，中国商业开始逐渐摆脱它的传统面目，表现出了现代性的发展。中国商人的地位逐步抬升，19世纪60年代以后，商人在政治上逐渐活跃，表现出了参与政治的兴趣。这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参与洋务运动

　　随着外国势力的侵入，中国的许多有志之士逐渐认识到商业在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提出“商战”，许多文人、官员都在讲商业的重要性。商人自身的努力也显示这种重要性并非虚言。例如在攻打太平军的过程中，许多商人给政府提供支持，像杭州首富胡光墉就做过左宗棠军的买办。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自秦汉以来的中国官事一般是不允许商人介入的，太平天国事件打破了这个传统。

　　洋务运动期间，一种官商共同参与的企业形式应运而生。最早采取“官督商办”方式，政府希望利用商人的资本和管理技术，官员则保留全面的控制。公司或企业负责人基本上都有官衔，这些官方创办人不断鼓励官员们投资，公款在这些官督商办企业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然而，官方直接参与经营导致企业越来越官僚化，这使得许多商人不愿意向这种企业投资，他们要争取自主权，这样，一种新的经营形式——官商合办企业出现。

　　官商合办的提倡者主要是张之洞。它在名义上更强调官府和商人的平等地位，官、商为合伙人关系。为此，张在19世纪末主办了一些企业。不过张之洞一向低估商人的能力，虽号称合办，实际上张不肯授权于人，他要对经营过程进行密切监督，这就使得这种官商合办的企业最终都难以为继。

　　从形式上看，洋务运动似乎是以失败告结，但它为以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它的这种官商互相依赖的形式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失。一方面，近代史的历史环境决定商人要取得发展，尤其要和洋人竞争，就必须有官方的保护。洋务运动以后的大商人大多具有官方背景，如张謇（状元）、周学熙（其父曾为两广总督）等人。另一方面，官方又不能放任商人去完成工商业的现代化——对于基础薄弱的中国来说，近代企业在对抗西方当中太重要了，官方必须保留一定的控制权。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近代私人企业的兴起，商人开始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

第二阶段：对改良和革命的支持

　　洋务运动提高了商人的地位，朝廷的近代化趋向也正与商人的努力合拍。清政府倾覆之前商部的成立和商法的颁布是官、商共同合作取得的结果。商人逐渐认识到，他们的利益是与社会的改革紧密相联的。

　　商人作为一个集团最早直接参与的近代政治运动是“保路运动”。出于对商人的防范，当时的清廷宁愿借外国款项修筑铁路以对一切实际上快成为外资企业的国有企业保持徒具虚名的控制。商人抗议这种内外勾结，认为它纵容了外国的侵略。1904年广州商人组织集会要求粤汉铁路的承办权，政府的镇压更引起相反的效果。商人们组织公司，低股广泛征集资金，这项活动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海外华商也提供资金以增加对政府的压力。

　　清廷的改革也给商人参政提供了机会。如政府鼓励成立商会，在中央资政院和省谘议局选举中要有资产要求（命令规定，资政院应包括全国10名最高级纳税人；地方自治会成员的投票数应与他们拥有的财产总数相等）。这样的结果是地方咨议局领袖大多是成功商人。商人们在这些组织中参加领导反洋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货，支持立宪运动，争取更大的自治权。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兴起以后，商人也积极投入支持。海外兴中会成员差不多半数是华侨商人，同盟会运作所需款项也多由华侨支付。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武昌商人迅速做出响应，商会为起义者提供贷款20万银两。起义者也做出保证保护商人利益。各地商会在以后各省的独立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阶段：作为独立社会集团的政治要求

　　中国近代商人发展到20世纪初已成为一支可观的力量。据估计,在1912年，商人阶层中富裕而又受尊敬的有150―200万人，当时商会有794个。从社会力量上讲它基本上已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它已不满足于依附其他社会集团，而是要自己走上社会的“前台”。辛亥革命造成官僚控制的暂时衰退又给商人实现他们的要求提供了机会。在这个阶段，他们的政治作为有：

　　①担负起管理城市的职能。清廷倾覆造成的权力真空使绅商于1912年在大大小小的城市树立起自己的威信，他们承担军费，贿买土匪离境，遣散军队，在对抗将军们之间斡旋。

　　②对其他政治力量的“温和”反抗。商人们曾尽力支持辛亥革命，但他们发现革命后出现的大大小小的军阀对他们的盘剥并不逊于旧政权。对新形势的失望使他们想方设法抵制各方军阀的种种要求，部分商人甚至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商团。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基地后，孙为收取军费和准备北伐向商人加税，这激起商人的不满，导致广州商团和孙中山军队发生了冲突。

　　③要建立“自己的”政权。经济上的利害使商人渴望统一与秩序，他们逐渐认识到他们的命运与社会和国家的总体发展紧密相联，他们的发展及繁荣直接地与中国国内和平及国家统一相一致。出于对其他各集团的失望，商人渴望建立自己的政权，自己管理自己。1921年，上海商人指出：“如果政治是肮脏的，那也正是商人们允许它成为这副样子的。商会会员总是坚持一种摒弃政治的观点，但今天这种逃避已是可耻的了。” 1921―1923年，商业公团联合会号召开立宪国民会议，1923年6月，上海总商会终于展示了他们的最高要求：建立“商人政府”。可惜这个政府得到的是其他各阶级的冷嘲热讽，它一上阵就溃败了。自此，商人们发现他们只能充当其他阶级的附庸，而其时国民党及共产党都已逐渐壮大，商人在中国近代史上迎来了它的下一个时期：在政治舞台上的衰落。

　　出于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恐惧，也由于蒋介石利用了当年的交情，资产阶级、大商人虽然在广州和孙中山不和，但在1926年以后的上海，商人集团竭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采纳了民族主义、社团主义和国家主义，其中包含了反帝及经济现代化，又排除了阶级斗争，这符合商人的愿望，以致于他们急匆匆投入国民党的怀抱。1927年3月，蒋到沪后立即得到商人300万元贷款支持，条件是他必须粉碎共产党工会力量。他们对国民党满怀希望，却不知国民党其实并不十分在乎这种献媚。

　　国民党的社团主义决定了它与自由主义的相悖。它的目标是要把商人置于它的指导之下。1926年成立的沪商协会本是国民党一秘密组织，“4·12事变”之后该组织公开化，国民党要求各商会都变成它的分支机构。与此同时，蒋介石加紧了对商人的勒索，事变之后就索取700万元新贷款，又强行摊派300万元借款。商人与蒋介石的合作关系很快变成了服从与剥削关系。国民党又取缔了大部分近几十年来商人阶级好不容易获得的社会自治权，它不断攻击商会，最终使商人在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可以说1927年的叛变不仅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叛变，也是对自己的出卖。国民党像清政府一样，当局者希望利用近代企业巩固他们的根本权利。从那时起商人作为一个阶级就逐渐丧失了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作者：董伟　刘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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