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伏羲画卦与中国古代数度思想之渊源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见于《易传》的伏羲画卦说不宜轻易否定，从文献学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两方面看，它应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从伏羲画卦就奠定了最古老的数度思想，数度思想对古代中国人创立典制、认识世界、发展出各种实用技艺起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伏羲、《周易》、卦、数度思想 
《周易》是中国古代群经之首，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先人的卓绝智慧，而它的创始则是由于伏羲画卦。此后的六千年，中华文化璀璨地雄屹于东方，而始于伏羲的《易》则一脉相沿，为古人认识世界提供了融天、地、人于一体的世界观，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各种实用有效的技艺，其中的卓越成就有的至今难以超越。《易》的影响还不仅仅在于这些方面，它还成为古代中国人订立典制、安排生产和生活的不竭智慧源泉。所有这些，不能不推至伏羲画卦时初倡的数度思想。本文试图就伏羲画卦与中国古代数度思想的关系，以及数度思想的影响等谈些不成熟的看法，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易传》的伏羲画卦说
伏羲画卦说见于《易·系辞下》：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段记载道出了《易》的最初渊源，从汉代以来为学者深信不疑。至近代，疑古派学者基本否定了伏羲画卦说，连《周易》本身的价值也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虚无被极力贬低，它被说成是迷信、巫术，较宽容人的则说它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这种以近百年来（一直至今）大行的西方二分式思维来研究《周易》的方法已有当代学者提出异议[②]。并且从文献学角度看，近年来大量简牍、帛书的出土证明，见于著录的许多古书是后来亡佚了，而并非后人的伪造，疑古派的很多论断，如一些古书是“伪作”的猜测确有偏颇之处，古人对较早文献之年代、真伪的判断基本上还是可信的[③]。这一情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即应该充分重视那些出现于十三经或正史、然而因为史料的不足，原先被疑古派认为是虚构、不可靠的那些文献记载。《系辞》的伏羲画卦就属于这类记载，它的价值不应因为史料不足征而被否定，因为“史料不足征”对于远在文字产生以前的伏羲时代来说是必然的现象，但这并不能证明伏羲画卦之事必然不存在。从《易》学史角度看，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出土表明当时有不同于今传世本的《周易》在传习[④]；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出土则有力地说明了商《易》的存在[⑤]，这再度表明夏《连山》、殷《归藏》、周《周易》的易学发展史大致不虚。不但不虚，随着今后出土文献的增多，《易》学史较早阶段缺环的渐次被弥补，我们对《周易》的起源和其较早传习将有一个更明澈的认识，伏羲画卦说作为史料的价值，也将更深刻地被后人理解。
同样，从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伏羲画卦说也大体符合实际。现代象数派——科学易学者，基本上不否定伏羲画卦说。他们从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认为《易》发端早于文字，由才智出众的杰出人物——伏羲氏，在文字发明以前，在形象思维得到发展，以及观测天象、记录星辰等远古知识获得相当积累的基础上的角度作就《易》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欧阳红认为，古代中国人在从野蛮进入文明的过程中，就思维的进步而言，经历了一次“右脑革命”，即主管形象思维的右脑将它观察形象、并从形象得知结果的能力发展到极限，即达到“悟性”的地步，由形象直接得出正确结论[⑥]（这种思维方式跟发端于古希腊，当今大行于世的逻辑思维有根本性差异，在今天值得认真研究）。这些都表明《周易》本身思维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需要用切合它实际的特殊方法来解读，现代式的解读也不能脱离这一点。而《周易》这种具有特殊性的思维之肇始则可上溯到伏羲，数度思想便是这一特殊思维的产物，下文将具体说明这一点。
二 伏羲画卦与数度思想的滥觞
一 以“数”推卦
伏羲画卦的最重要之处，在于用“卦”这一时空结合的表现形式来表现宇宙间的一切可能事物之情状。“卦”本身蕴意深刻，并且这深刻的蕴意跟现代中国人、跟大行于世的西方二分式思维之间还有着很深的隔膜，虽然如此，仍有现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在保存和发扬祖先留下的这份智慧卓绝的遗产，并对之作出合理的现代式诠释[⑦]。简言之，“卦”是一种在时空统一状况下宇宙万物各种可能性之性状的直观表现形式，它是“形而上”之“道”（某种至高的、普遍的规律）和“形而下”之“器”（事物的各种存在状况）间的中介，用“卦”这一方式表现宇宙万物的演绎流变，前提是对“形而上”和“形而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最初可能是粗糙的，但它蕴涵着的强大倾向——融三才、时空为一体，成为日后推动古人认识深入、技艺进步的强大动力。伏羲作为上古的杰出人物，他画定的八卦达到了将天、地、人统一在一个时空不分的宇宙体系中考察万物之变的思维水平，到后来，八卦以取象的方式代表万物[⑧]，而八卦卦象的相互转化则表示万物性质和吉凶的演化，后人根据卦象转化之理，发展出卦气（孟喜、京房）、卦变（虞翻）等学说，蔚为大观。
从本文视角看，“卦”实现了在一定时空状态下“象”与“数”的完美结合，奠定了《易》的基本思维方式——象数思维。而“卦”的推得过程并不是凭这个或那个个人非逻辑的想象，而是通过“数”的推演，这是中国古代以《易》为代表的筮占术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古代巫术或萨满最重要的特征。在《易》中，“数”是求得卦的过程。这一过程《易传》说得十分清楚。《系辞上》：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十有八变而成卦。” 
此为《易传》所记录的以数求卦法。这一过程，是通过四十九根蓍草的分二、挂一、谍四、归奇过程的多次重复，这样获得为九或为六的余数以定各爻的阴阳，再通过爻而合成卦。伏羲时的求卦法恐怕没有这么复杂，但这一复杂的求卦过程无疑有它的滥觞。这一滥觞跟后来《易传》所记录的求卦法的共同点，都在于以数求卦。宋人用图表示伏羲八卦的生成过程： 
太极：混沌虚无 
两仪：阳爻 ，阴爻
四象：太阳 ，少阴 ， 少阳 ，太阴
八卦：乾 兑 离 震 巽 坎 艮 坤
 
这样得出的八卦为宋人书著（如朱熹《原本周易本义》）中伏羲八卦的次序。宋人图示的伏羲八卦是不是真的伏羲所画的八卦，疑古派同样是不承认的。但是从“以数求卦”的基本思路看，宋人的伏羲八卦还是有道理的。从上图可以明显看出，八卦为以阴、阳爻依次叠加而成。它绝不仅仅意味着现代数学上2X2X2=8这一结果，假如认为古代先民的心智仅仅是计算简单乘法的水平，那是对古人的误解。实际上，古人用来推演、叠加的“数”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纯计量性质的数，而是作为方位、事物特性（如阴阳为数字二，天地人为数字三，四方为数字四等等）的数。这应该是由于古人很早就用蓍草占卜，长期的经验积累使他们发现在蓍草排列组合中所出现“数”的规律性这一事实，这样，古人认为“数”具有神秘而昭示神明意志的那种性质，用这种性质的“数”，再用蓍草的叠加，便得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样的结果，这便是最初的，但是已经具有《易》之本质的八卦。在八卦中，“数”的象征意义是主要的，最后通过对卦爻象的解释判断吉凶。《说卦》：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可见，古人运用八卦，是为了知天命，而“数”便是“知天命”的渠道，宋胡瑗《周易口义》发题（实为其弟子倪天隐著）： 
“夫易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以垂万世之大法，三才变易之书也。自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始画八卦，故爻有九六，以尽阴阳之数；位有三画，以尽三才之道。写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之象，以尽天下之用，明健顺，动入止说陷明之体，以尽天下之理。然而伏羲之时，世质民淳，巧伪未兴，诈端未作，故虽三画亦可以尽吉凶之变。” 
这段话谈到“象”和“数”二者的意义，“刚健动止”为“象”之各种状态，而各种象都是由不同的数推得的。再原始的《易》，如伏羲画的八卦都必然有这个特征，即天、地、人三才，阴阳二爻的综合推演。因此，“数”是求得“卦”的必由渠道，也是《易》与其它筮占术最本质的差别。而其它一些通过形象获取信息的方法就不叫《易》。如龟卜，其特征是通过钻灼龟甲时发生的裂纹来预测吉凶，但它不经由推数这个过程，因此，龟卜和《易》始终是不同性质的筮占。
二“数”的性质
先民之所以能发明以数推卦之法，跟当时对“数”的认识已达到相当水平有关系。从考古资料看，半坡，仰韶出土的陶器上都发现了刻划符号，有的刻划符号形似数字七、十等[⑨]，有些则不能确定，这至少可以说明当时人们认识数字的水平。这一计数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有的后进民族数一、二、三，三以上叫多的水平[⑩]，但光是有计数水平并不能求得八卦，有些后进民族可以通过手指、脚趾的总数数到二十，但并没有产生出类似中国古代八卦那样的数学，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先民除了计数外还对“数”的性质有独特认识，这种认识也开始于文字产生以前。从考古资料看，距今8000至7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文化出土了25支用丹顶鹤尺骨制成的骨笛，计有五孔、六孔、八孔各1支，七孔14支。其中七孔笛大多制作精致，通体光滑[11]。从孔位的设计看，当时人们根据管长、吹奏经验和音律思想来设计孔位[12]，在早期（M341）出土的骨笛未见到计算痕迹，但在中期，有的骨笛（M282：20）身上见到了计算痕迹[13]。测试者认为它在距今9000年前已经形成，并能演奏出完整的五声音阶、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在其延续的1000多年中，音阶已有四声、五声、六声、七声等多种类型[14]。有学者认为骨笛的出土是原始候气说的反映，“它们与候气古法的关系显然比其制作乐器更为密切”[15]，笔者认为此说甚确。从骨笛钻孔的情况看，先民已经能很有经验地认识音阶与孔的长短间距（在骨笛或是其他中空植物如竹、芦苇等之上）之间的关系，否则不可能做到在骨笛的特定部位钻孔，以发出高低不同的单音。而长短的衡量除了凭经验外，数度是十分重要且更理性的方式。而且，14支七孔笛的声阶可构成复杂的调律体系（当然还不完备），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音阶认识的理性程度之高，没有数度思想的参与，这样的体系是不可能形成的。
这样，在先民那里，不仅有了计数水平，而且数跟声阶、跟某种规律联系在一起。有了这样的认识，才会以“数”来推知某一至高规律，到稍晚些的伏羲时代，“数”和“象”结合，产生八卦的知识准备和思维条件都已经成熟，于是以象成卦，形成了质朴的伏羲八卦，“数”被赋予更丰富的，蕴涵和表达万物类“象”之变化的内涵。
三 数度思想
中国古人对“数”的认识和运用，此后并没有停留在伏羲画卦的水平上。到《易传》的时代，大衍数、阴阳数、天数、地数、万物数（万一千五百二十）等的出现，反映了三代以来一代一代的史官们总结的，将“数”运用于六十四卦的知识积累。再加上渊源古老的的河图、洛书数和以后逐渐完善的“数”与阴阳五行系统的对应[16]，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数度思想。数度思想的特征，具体说来有三：
第一， 不同的“数”具有代表宇宙万物处于平衡时的不同状态之属性，如“二”代表阴阳，“三”代表天地人三才，“四”代表四方维，“五”代表五方五色五星等等。
第二， 数的差别和自然界中的物种差别，人类社会中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差别具有同等意义。
第三，数有阴阳，有等秩，这种属性被应用于社会领域，用来说明政治地位和等级的差别。
数度思想的正式形成，可以以“数”出现在阴阳五行系统为标志。对之较早的记载是《管子·幼官》（即“玄宫”），它是《吕氏春秋》十二纪（即《礼记·月令》）的前身，但《吕氏春秋》的记载比《管子》精细，如下表
　
月份
日
帝
神
音
虫
律
数
味
臭
祀
祭
孟春之月
甲乙
太昊
句芒
角
鳞
太簇
八
酸
膻
户
先脾
仲春之月
甲乙
太昊
句芒
角
鳞
夹钟
八
酸
膻
户
先脾
季春之月
甲乙
太昊
句芒
角
鳞
姑冼
八
酸
膻
户
先脾
孟夏之月
丙丁
炎帝
祝融
徵
羽
中吕
七
苦
焦
灶
先肺
仲夏之月
丙丁
炎帝
祝融
徵
羽
蕤宾
七
苦
焦
灶
先肺
季夏之月
丙丁
炎帝
祝融
徵
羽
林钟
七
苦
焦
灶
先肺
中央土
戊己
黄帝
后土
宫
 
黄钟之宫
五
甘
香
中留
先心
孟秋之月
庚辛
少昊
蓐收
商
毛
夷则
九
辛
腥
门
先肝
仲秋之月
庚辛
少昊
蓐收
商
毛
南吕
九
辛
腥
门
先肝
季秋之月
庚辛
少昊
蓐收
商
毛
无射
九
辛
腥
门
先肝
孟冬之月
壬癸
颛顼
玄冥
羽
介
应钟
六
咸
朽
行
先肾
仲冬之月
壬癸
颛顼
玄冥
羽
介
黄钟
六
咸
朽
行
先肾
季冬之月
壬癸
颛顼
玄冥
羽
介
大吕
六
咸
朽
行
先肾
从该表可以看出，东八、南七、西九、北六、中央五的对应跟河图数一致，而以河图数融入五行方位和每月之政令，早在《管子·幼官》就出现了，之所以这里列举《十二纪》，是因为它更完整、更精致地体现了已经成熟的数度思想。在数度思想中，“数”作为宇宙万物达到平衡时固有的状态和轨迹，成为给季节、干支、味道、律吕、声音等定属性的标志，成为一种表示“于区别中存在条理”的象征——因为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数”的规律性出现在宇宙的所有领域，如基本方位有四；基本色、基本行星、基本音阶有五等等，这些都象征了宇宙万物在差异的同时达到平衡和井井有条。
数度思想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以对“数”性质的认识指导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思想。也正是基于“数”的这种平衡状态和轨迹这一特征，古代中国人认为它昭示着高低贵贱的分层意义[17]，将它应用于政治和社会领域，并以此为灵感创造出各种政治制度，这一点下文还要涉及。
三 数度思想之深刻影响
数度思想对中国古代的典制、思想、技艺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足可以写上好几部洋洋洒洒的专著。本文限于篇幅，只能大概勾勒一下轮廓，具体内容则有待于日后深入。大概地说，数度思想的影响至少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一 体国经野、安邦立政的基本制度的设计
这篇小文显然不可能对所有的古代制度作具体考证。但许多制度的设计，尤其起源于三代，对后来历代王朝的政治有深远影响的那些制度，其订立的思想来源之一就是数度思想。以下试举几例：
1《禹贡》九州和井田制
《尚书·禹贡》记载大禹“随山刊木”，划天下为九州，并将九州之土按肥瘠确定不同等次的贡赋。而《孟子》中提到夏代就有井田制，“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徹”，其形制为将土地划成“井”字形的小块，周围有八，中央有一。细一琢磨就会发现二者虽然一个极大，一个甚小，但结构十分相似。《禹贡》九州由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中央九部分组成，体现的是王者经营天下时按方位而划分的思想；井田制与之如出一辄。在山林川泽忽略不计的平坦原野下（这是假设的理想状况），井田连成阡陌便成为九州，这是一种理想。《周礼·天官冢宰》一开始就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正体现了以一定的数度思想在平坦的土地上辨位置、营国野、划封疆、立田畴的思想，这一思想正来源于肇始于伏羲的数度思想——大禹分天下为九州，为什么不是十州或十二州或其他数字？因为九为三的平方。而以三为底数自乘，笔者认为不是什么偶然的选择，而正是因为“三”在古人心目中代表了天地人三才，以三自乘得九，即可将之运用于平面的测量和划分。尽管三代实际情况中大概并不多见标准的方正井田，但以三为边，自乘为九这一典制的订立，为后代土地制度确定了圭臬。西晋的占田、北魏隋唐的均田均可看见古朴的井田制的影响。
2周公制礼作乐
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的记载，《礼记·明堂位》和《史记·鲁周公世家》都有记载。周公制礼作乐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因为周初订立的其他制度，如庙制、宗法、分封等，都是“礼”这一精神的体现，制礼作乐即用具体的物化礼乐（车马舆服的不同等级、钟磬鼎簋的不同数目、牲牢脯酒的不同组合）区分不同人的等级，让各等级的人们恪守本分，不犯上，不僭越。庙制、宗法、分封和礼乐制度一起，为周朝八百年的天下奠定了深厚的制度基础。周公制礼作乐固然是伟大的创造，但这创造的灵感确是来自于可上溯到伏羲、到周公时已有数千年的数度思想。周公本人就多才多艺，据说《易》的爻辞即为周公所作。周公擅《易》并于此道有贡献和创造，说明周公深刻地了解《易》中的数度思想，他将“数”的等级意义运用到人伦领域，为饮食起居、相见交接等细节订立了精细的制度。于是，城墙宫室有不同的高度，衣服冠冕有不同的色彩和数度，行礼有不同的俯仰程度，列鼎编钟有不同的数字组合，所有这些都昭示着使用者的身份等级，而不同身份等级的人们则组成井然有序的社会，这一政治智慧来源于数度思想。宋胡瑗《周易口义》卷一道出了数度与礼的关系：“圣人观夏之万物有高下洪纤，乃作为礼以法之，使尊者卑者、贵者贱者各定其分，而不越于礼。”他这句话是从四季编排的角度说，把礼安排在夏季，这并没有什么道理，但制“礼”的来源是借鉴自然界万物的差别和整体和谐，确实说到了本质。
古代文献除了记载周公制礼作乐外，还记载周公作《周官》，即现在的《周礼》。从本文角度看，《周礼》是谁所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处处都体现了数度思想这一灵魂。《周礼》设官分职有六大类，与天地春夏秋冬对应；每一类中的各官职下都详细记录了府、史、胥、徒等从者的数字，无不体现了《周礼》作为官制设计典籍的完整和精细。因为它的完整和精细，学界往往认为它反映的不是周代的具体情况，然而从本文角度看，它的框架严谨、细节完善正因为有了“数”的参与。“数”在《周官》中同样显示出了等级意义。三师、三公等重三，以后历代的三公九卿等官僚制度的基本框架，不能不说源于数度思想。
二 观天揆地，乃至研究生命的各种技术
数度思想除了对古代设官分职、体国经野的各种制度产生深远影响外，它更显而易见的影响是在各种跟“数”有关的实用技术上。这类实用技术在中国古代，大致可以分为天文、医学和丹道三方面，下文便简要言之。
1 定四方、四隅，观测天文
古代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准确的四方观念。帛书《黄帝四经》提到“黄帝四面”，有的学者便认为是黄帝定四方四隅，这是很有道理的。黄帝是我国古代一切数术方技公认的鼻祖，他确定四方即为古代中国人确定了明确的宇宙观，古代中国人正是在这种宇宙观下从粗到精地认识宇宙和人自身。到甲骨文中又有了四方风的记载（这一记载同样见于《山海经》），在古人心目中，四方的不同来风具有不同的属性，因此风名也不同。这方面，胡厚宣先生有详文撰述。成书稍晚的《尚书·尧典》有帝尧观象授时的记载，并且称帝尧时的臣工为“四岳十二牧”，已经可以看出按四方观念安排官制的思想。
以后的数度思想和阴阳五行融合成一个体系，五星、十二岁、二十八宿等在这个体系中各有位置，这奠定了传统天文学的格局和性质——它在数值上精益求精，推算日月食、五星连珠[18]等的时间和位置，总地说是为了论证某种伦理秩序的合法性，以及它与自然规律之间的和谐。
2 传统医学
中医特别重视数度。这一点在记载战国至汉代医学成就的《史记·扁雀仓公列传》中便可以看得很分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索隐述赞《正义》论述了胃、肠、肝、心、肾等的大小轻重，“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尺，受水谷三斗五升……，回肠大四寸，径一寸半，长二丈二尺”，“肝重四斤四两”，“心重十二两”，“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等等。古人这些数字和形状的描绘不尽符合解剖实际，如肝“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主藏魂”跟解剖学上肝的形状和功能不一致，但古人的医学是脏象之学，此种描绘重在“象”而不是器官的本身构成。传统医学更重要的理论是经脉理论，经脉理论跟数度关系更为密切。《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索隐述赞《正义》论述了经脉的长度： 
手三阳之脉，从手至头长五尺，五六合三丈。
手三阴之脉，从手至胸中长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
足三阳之脉，从足至头长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
足三阴之脉，从足至胸长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
人两足蹺脉，从足至目长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
督任脉各长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脉长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谓十二经脉长短之数也。 
从上文可看出在传统医学心目中，人周身经脉也是完美而精确数度的体现。中医对数度的重视，使它将人体之数和宇宙之数联系起来，《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脏象论》： 
“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复而终岁，三百六十法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故其生五，其气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故形脏四，神脏五，合为九脏以应之也。 
《内经》中言天人之数相应的地方还有很多，这使阴阳五行这一古典的数度模型成为中医学的基础。中医这一中国古典生命科学的代表中充满了将人体小宇宙和自然大宇宙中的数度相融通的节度观，这些都是以数度思想融入人体研究的珍贵成果，这些成果值得当今的我们认真学习和吸收。
3道教的丹术
   道教丹术堪称一门绝学。其修行的远离尘世，功法的高深玄奥，使它从来都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但是它确有神奇的效果。按照道教丹术的理论，还丹可以使人青春复现乃至长生不死——“老翁复丁壮，耆妇变姹女”，历代帝王好丹道乃至服丹暴毙者不绝其人，但这并不能证明丹道本身的荒谬，恰恰证明了帝王们的荒淫和贪婪——他们除了独揽人间至高无上的权力外还梦想长生不死，以自己沉迷权谋、耽溺酒色的身体吞服药性刚猛的金丹，当然难免暴毙的命运。实际上，丹术的效果见于历代丹经（它们多在《道藏》之中），虽然拔宅飞升、羽化尸解等难以印证，自宋至清代的高道驻世近百年乃至百年以上者不绝于书，这足以证明丹道的效果。
道教的丹术，无论外丹还是内丹，都跟数度思想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丹道是数度思想加上物质变化思想的产物。丹经之王《周易参同契》中有古奥深邃的月体纳甲说，将周易卦体、各月月相和阴阳五行之数结合起来，因此《参同契》向来号称难懂，可以说是以逐渐复杂化的数度思想来解释自然物质之变的结果。宋以后逐渐大兴的内丹术则讲究百日关（炼精化炁）、三年关（炼炁化神）、九年关（炼神还虚）之渐进，它以六十四卦配河车（“药”（即精炁）沿脊柱上行之比喻）、大小周天（沿周身经脉，由脊柱经头部下胸腹等的周身线路），注重文火、武火之间的差别，对数、度都极其重视。
无论外丹烧炼之法还是内丹清修（宋以来的南宗有双修双证）之术，对金丹凝成的时间、火候都极其重视，这使各派都重视时间、时辰、用药的种类、份量之数，可以说，没有数度思想，就不会有深奥玄远的丹道。
丹道（尤其是内丹术）的传承一直至今[19]，现代科技至今甚至还不能解释其入门阶段——气功的原理，更不用说对丹道的炼精化炁、炼炁化神、炼神还虚等高深阶段作出解释。这些都显示出现代科技不是万能的，丹道这一古老而玄奥，但深含古典生命科学之精髓的绝学仍然显示出旺盛的生机。这其中，数度思想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我们甚至还能隐隐望见它来日的光辉。
三 察知命运，尽最大可能对之进行了解和掌握的各种方术
中国古代预测命运的各种方术可谓蔚为大观。易占、六壬、星相、紫微斗数、四柱、奇门遁甲、相面、摸骨等等。这里限于篇幅和笔者的知识面，就不一一展开了，仅说一下它们的大致特点——这些方术无不是从“象”和“数”两方面对命运进行预测，其中，“数”的作用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在这些方术中，“数”往往用天干地支来表示，通过天干地支排列形成的不同格局，来解释即将发生的事情。如四柱以人出生时的年、月、日、时起干支，民间称之为“生辰八字”，通过干支合成的命局来预测人一生的吉凶；六壬以十二地支顺时针列成天盘、地盘，再通过十二吉凶之神（玄武、青龙、朱雀等）在盘中的隐现来解释所得课局的吉凶；奇门遁甲则起年、月、日、时等多种格局，通过旺、相、休、囚、死等断定吉凶。它们在古代从贵到贱的人们的生活中都具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兵家的布阵、占日、风水堪舆中的相地相宅，无不是这一性质的方术，这里就不展开了。它们的共性在于都要通过由数推知的格局来察知未来。 
以上这些对天文、地理、人体乃至人的命运作观测和判断的各种技艺和方术，无不建立在数度思想上。数度思想渗入天象，则有传统天文学；观测地理，则有风水堪舆；研究人体，则有中医丹道；预测命运，则有种种方术。而数度思想正是由伏羲以天地人三爻定八卦、，并通过推数获得卦象这种观察世界的方法奠定的，因此，它对古代中国影响之深远，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结语
以上是伏羲画卦中的数度思想对后世影响的简述。总之，数度思想影响深远，但自西方近代科技传入后，它和现代中国人之间已经有了隔膜。“数”不再是蕴涵天地人和“气”之信息的标记，“数”所具有的规律性意义也不再被用来设计典章制度和强调社会差别，这些都说明中国社会已经不再处在古代的状况。然而，传统医学的科学性，丹道中蕴涵的深刻奥秘，在今天尚未被完全揭示和解读，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数”蕴涵的天人信息已经被忽略。在美国的卫星已经探测水星、飞至土星的今天，现代科技仍然在以它思维上一贯的单线性、逻辑性强劲地发展，并继续向世人昭示它那当今无可比肩的成就。反观中国古代的数度思想，它是我们祖先遗留下的宝贵遗产，它虽然没有能够将中国文化携进到现代，但它基本实现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淳朴、稳定、天人相和，而这种淳朴、稳定、天人相和对于现代人来说恰是智慧的源泉，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财富。我们相信，数度思想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其中的合理部分必将得到发展，它的价值有朝必将获得承认，正如中国文化必将在世界占一席之地一样，我们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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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英，女，1972年生，汉族，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国家祭祀礼、道教、古代数术等。
[②] 鞠曦《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兼论研究〈易经〉的方法》，载段长山主编《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 第59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③] 从易学史角度看，廖名春先生从对出土文献资料的研究得出，《彖传》的写成，当在孔子以前，《大象传》早于《彖传》，《易传》的作者主要应是孔子及其后学，见其《〈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齐鲁书社2001年）第278页，第279页，第283至284页。这证明孔子作《易传》的传统说法确是有道理的。
[④] 连劭名、廖名春等先生皆对马王堆帛书《易》与今本《易》的异文作过考释。连劭名先生指出，今本《系辞》的“象”，帛书均作“马”；今本《系辞》的“太极”，帛书均作“大恒”，前者廖名春先生已经指出是书手水平不高所致。而“大恒”，连劭名认为“恒”即“常”，与今本《系辞》“太极”表达的是同一个概念。这些重要的异文的存在，说明当时有不同于今本的《易》本在当时传习。见连劭名《马王堆帛书《系辞》研究》，《周易研究》2001年第4期。
[⑤] 林忠军、廖名春、梁韦弦等先生皆对王家台秦简《易》作过研究，认为它反映了殷《归藏》的确实存在。梁韦弦认为，王家台秦简《易》与传世本《周易》相比，前者与卦之象义之间的关系简单而直观，后者与卦之象义之间的关系则复杂抽象，秦简《易占》虽非殷易《归藏》的原貌和全貌，但大体为殷易《归藏》之内容。见其《王家台秦简“易占”与殷易〈归藏〉》，《周易研究》2002年第3期。
[⑥] 欧阳红认为“《易》以无比丰富的哲理蕴涵，对宇宙、社会、思维的普遍问题进行了全面地深刻地独特地认识及阐释，它把古人的意象思维提升到悟性的高度，并凝聚成华夏民族独有的思维定势——系统观象数（理）思维，实现了人脑进步史的第一次伟大革命——右脑革命，从而奠定了人类永远不会被人脑异化物（电脑）战胜的思维基础，古易图就是其杰作”，见其《易图新辩》第36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
[⑦] 同1。
[⑧] 以“象”的模拟开创信息系统始自《易传》。《说卦》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坤为地、为母等，震为雷、为龙等，但《易传》的这一信息系统还是简单的。后世这一系统极其复杂。邵雍《梅花易数》有万物类象，八卦各自代表天时、地理、人物、人事、身体部位、动物、建筑、婚姻、饮食、出行、疾病等中的多类事物，邵伟华《周易与预测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6至38页录有《梅花易数》之万物类象，可以参看。
[⑨]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
[⑩] 19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家通过对澳洲土著的调查，发现他们的各个部落土语中都有单数、双数、三数，新梅克伦堡的土语中甚至有四数，这些一、二、三数，在他们的语言中用各种不同构词的复数表示，超过三，许多语言则称为“多”，见[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136至137页。这反映了澳洲土著在计数上还没有产生出“数”这个抽象概念，还处于后进的水平。
[1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舞阳贾湖》，上卷第448，科学出版社1999年。
[12] 同上书，第453页。
[13] 同上书，下卷1008页。
[14] 同上书，下卷1020页。
[15]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19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6] 数与阴阳五行系统的对应，见《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管子》，为东方八、南方七、西方九、北方六、中央五。已有学者注意到此安排采用了河图之数与东西南北中五方的对应，萧汉明《阴阳——大化与人生》第2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17] 古代中国社会分层是显示在“礼”中的，而“礼”的高低贵贱跟数度联系在一起。《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赵简子云：“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
[18] 指天空中五大行星连成一线的景观。
[19] 丹道从民国时期起，被改称为“仙学”，这方面有民国时代的“仙学巨子”陈撄宁先生以《扬善半月刊》为阵地宣传仙学、洪建林编《仙学解秘——道家养生秘库》（大连出版社1991年）保存了大量当时的资料，现代青年道士田诚阳亦在整理陈撄宁的遗著，并有相关仙学著作，可以参看。
宋华山道士陈抟所传伏羲先天八卦图（采自朱熹《原本周易本义》
参考文献：
【1】《周易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2】【宋】胡瑗《周易口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宋】朱熹《原本周易本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吕氏春秋》，《诸子集成》本。
【5】《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
作者：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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