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红学与莎士比亚

流沙河先生新撰的《一部红楼饭碗多》（载5月2日“笔会”）从叙述他自己读《红楼梦》说起，然后又列举近一世纪红学主要成就及其代表人物，文如流水恰似作者自来风格。一直到现在《红楼梦》还是无数读者最爱读的书，然而一部未完成的《红楼梦》却又是谜团一大堆，正是谁识此中味，谁解其中谜？也因此造就了众多的红学家，又因为《红楼梦》实在太好了，一个普通读者也能因其所得写成精致的小文。于是流先生说：“今日红学盛况，堪追莎士比亚作品研究，莎翁身上拔一根毛，都可以做学术论文，得个博士学位。”但以我的浅见，《红楼梦》与莎士比亚的差异，恰好是因为《红楼梦》有难解之谜，而莎翁没有。莎士比亚时代早于《红楼梦》，莎剧存在的不是那种谜而是需要通过历史文献诠解，甚至包括文字语言古义与现代语言的差异等等，莎士比亚本人的生平身世都有较翔实的记载可供稽考，反之《红楼梦》及其作者，其身世背景虽然稍露端倪然而尚不能说完全明朗，造成这种难解之谜的原因除了有关曹雪芹本身及其家世的文字记载极其缺乏之外，更有两个特殊的因素，首先《红楼梦》从它撰作开始就是带着严重的忌讳与政治风险；其次脂批是增加《红楼梦》疑团的又一原因。脂批是这部不朽小说极其巧妙的设计，我的臆测如果曹雪芹完成了这部长篇，脂批是要和小说同时读的（暂且不论写脂批者为何人），是一种不仅起着暗示点睛的作用，而且是这部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小说使人喜悲，脂批也使读者喜悲。但由于原作不全，脂批在增色之余也加重了谜团和神秘感。莎士比亚情况全然不同，莎剧所牵涉的历史、天文、人事、迷信、风俗这些层面远远大于《红楼梦》，数百年学者所做的正是这种诠释的工作，莎剧的注释本何止一二家，以我作为门外者来看，著名如ARDEN的，每若干年都更新一次，由于主编不同，侧重点也随之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研究是建立在谨严的学术范畴之内，这与拔一毛而能成一家之言是不同的。
 
今天的红学应当感谢早期学者的努力和一些可以直证曹雪芹生平的文献（主要同时代人的诗集之类）的发现，我们多少对他有一个粗略的认识。当年渴求揭开更多的谜，这一种遗憾还是存在的。由于当代红学家的探索，一些虽属细小仍然是可信的发现，譬如从曹寅集中找到的“树倒猢狲散”、“西堂”这些可与小说相印证，应当说是可信的。尽管说《红楼梦》的考证，前景不是很乐观，但学者的努力依然必须建立在重客观重证据的科学论证基础上。逞臆测甚或回归到旧索隐派老路上是不会有成果的。今天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原因是作家的盛名具有一种含金量，所以逞臆说，作无任何历史文献供佐证的断言，尽管南北红学家俱有异辞，然而依然故我。这使我们不能不敬佩西方的莎学研究，虽然当代文艺思潮有不可估量的变化，一些基本的学术研究的准则却没有改变。即以中国为例，周汝昌在胡适之后所作的最大贡献就是从历史文献的发掘中考定了曹家衰败的真实时期，这是胡适当时所未及见的。所以说拔莎翁一毛而可以成家是不恰当的，《红楼梦》亦何尝不如此，更不用说全属于攀附的臆说呢？这才是当今红学研究所存在的隐忧。
 
最后对流文列举早期红学家作些补充。关于俞平伯先生，文中但举其怡红院夜宴，而没有提及俞先生所写《乐知儿语说红楼》一文，这是晚年的俞先生在经过批判惊怖之后，最后对于八十回后的结局所作堪称经典的解说。此一说破除了高氏续书和电视剧《红楼梦》对于读者的误导，虽然俞先生所作的还不是文本而是文学的，但对大观园的急剧的变化以及宝、黛、钗三人的结局所作合乎情合乎理的解说，其细致精妙一如读曹雪芹未竟之文，这样的文字惟有终其一生耽爱红楼的俞先生才能写出。我有时会想起读英国作家德·昆西所撰的《论<麦克白>剧中的敲门声》情犹胜于文的种种感受，俞先生晚年此作应当说正是如此，文与情的真挚给我们呈现了这位红学家的暮年生涯。对于流文还有一点可以补充，这就是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用作者的话说，她不过用最基本的逻辑针对《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和抄本进行文本的比勘，同时作者又鲜明地主张《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具有女性所特有的细心和敏锐的感觉。书中胜义多不胜收，当人们以为《红楼梦》已无可探索时，此书可说另辟蹊径，足以继武前人。在历举早期红学学者贡献之后，《红楼梦魇》是不容抹煞的后起之作。无论是前辈红学家或当代红学家都多少具有学术的规范，当然纯粹的文学式的解读如早期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更另作别论，当代也有新一代的红学家从文学方面探讨（如孙逊君的近作），这些都无可厚非，如果以臆说作索隐式的评说，读者就有理由要你拿出像周汝昌那样的历史证据。然而无疑，高论也拥有读者，因为人们也喜欢听戏说，一如电视剧中戏说帝王一样。
 
作者： 鲲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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