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大法学院卫生法学专家孙东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把他们送到医院就是对他们人权的最大的保障。在网友的炮轰下,4月6日孙发表致歉声明,就其最近在接受采访时一些内容因表述不当引起争议和误解表示遗憾,“如果因这些内容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诚恳地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歉意”。( 4月7日《京华时报》)
道歉既不“诚恳”,也不“深深”。很明显,孙东东教授在胡说——作为医学专家,未做专门调研就断言99%的上访者有精神病,不合学术规范,草率;作为法学家,说限制人身自由合法,不负责任。上访者被个别公权部门当作为“精神病”强制抓进医院,限制人身自由,被迫痛苦地接受“治疗”,最终激化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这样的“极端事件”并不鲜见。作为北大的卫生法学教授、卫生部专家,孙视而不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无疑会产生严重、恶劣的后果,这不是什么“争议和误解”,也不是网络暴民干涉了教授的学术自由,而是个别学者挑战民众的忍耐底线。
孙东东是北大有名的“麻辣”教授,这次是“表述不当”吗?前年,打工者肖志军拒绝签字,导致手术无法进行,怀孕妻子最终死亡事件中,孙东东教授对媒体说:这不是法律制度的漏洞,而是如果医生强制医疗,极有可能会被滥用,比如,“可以以治疗为借口,把不同观点的人关进精神病院,进行迫害”。言犹在耳,今年孙教授就对媒体“负责任”地说:99%的上访者精神有问题,强制“治疗”合理合法。孙教授您马甲换得忒快了。
去年三鹿问题奶粉刚刚爆发的时候,作为卫生部专家孙东东又说:政府监控上没有什么疏漏,并指责媒体、网友走极端,“没有必要去给有关部门找麻烦”。鄢烈山先生评价孙东东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恐怕还没有说到根子上。
其实,孙教授原来不是那么面目可憎的,2001年山西割舌案里,当年的“孙副教授”还是很可爱的,仗义执言,维护公理。孙东东一步步从副教授走向教授、卫生法学权威、卫生部专家,也一步步以维护体制,特别是以维护制度的缺陷为己任,从而丧失作为知识分子有别于政府的第三方立场,不惜枉顾学术良知和规范,屁股决定脑袋。鲁迅所谓“人一阔,脸就变”。
我们对于专家的假设是:从独立的立场,给出客观、公正的专业意见,这是专家权威的来源。这可能是一厢情愿,美国联邦大法官、著名的法学家波斯纳在新著《法官如何思考》里认为:法官并非圣人,其在执法过程中,也有着自己对名誉、权力等的追求,所以应从“法律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分析法官的行为。其实也可从这个角度分析法学专家的“劳动力市场”:专家作为公共意见的供给方,民众、利益集团是“潜在雇主”,迎合哪方的利益,更使专家个人受益,这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一个威权社会里,专家为了一已私利其“客观性”更堪虞了。当年某位德国国王就称:只要有钱,哪里都有舞女和教授。个别学者为自身利益,丧失专业立场在中国也是常态。
以往的某些学者面对“暴民政治”,还可以举出“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大旗,说“你看不懂就不要评论”,但孙东东事件无疑表明,个别学者的奇谈怪论根本不合学术规范,也不是学术自由,而是“学术寻租”,拿学术良心换了银子和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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